2024年3月初的一天，纽约仍春寒料峭。整个城市灰蒙蒙的，行人大多裹着厚重的冬衣，偶尔能看到一个穿着短裤跑步的年轻人。要是仔细辨认，可以嗅出一丝春天的气息——湿漉漉的空气依然寒冷，但似乎的确不那么凛冽了。
倘若这个年轻人跑过华盛顿街100号，可以看到一个尚未完工的大门：简易铝合金门框用一条粗大的铁链拴了起来；门口的水泥地已经基本平整，但仍铺着几块木板，供建筑工人们走过；门前的华盛顿大街，跟美国第一任总统同名，是条毫不起眼的狭窄街道，与纽约曼哈顿下城的其他许多街道并无二致。这里距离纽约证券交易所不远，游客必去的华尔街铜牛就在几条街之外；往北望去，“911”之后修建的“自由之塔”（Freedom Tower）巍峨地矗立在一片低矮的楼群背后，巨大的蓝色玻璃墙面反射阳光洒落在华盛顿街，给一切披上了金属般的亮泽。
这个大门便是华美协进社（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 简称“华美”）的入口，或者说，将来的入口。自2015年从上东区一栋古色古香的小楼搬迁至这里，二层的教室、美术馆和多功能厅已逐步完工，一层大厅和其中的“中国烹饪中心”一直修修停停。8年来华美经历了2任社长 —— James B. Heimowitz (2014 —2023)和现任CEO George S. Geh (2023至今) —— 这个面朝华盛顿街的大门一直紧闭。门口两尊巨大的汉白玉狮子，当年一搬下来便有人相赠，只能煞有介事地守护着那个铝合金简易门，有些无可奈何。作为华美的员工，我也很无奈：在纽约搞装修可真是项“艰苦卓绝”的伟大工程 —— 抗战八年也结束了！
在装修正式完毕之前，我每天上班从大楼转角位于Rector街的大门进去，乘坐电梯到第二层：迎面是一面青灰色砖墙，正中一个华美的标识 —— 银色金属的China Institute与正红的“华美”方印并排，别的什么装饰也没有。从左手的玻璃门进去，是一个小小的门厅：正中两把低矮的太师椅，背后同样的青灰砖墙上是同样的华美标志；前台在灰墙旁边，有些局促 —— 原本只是临时的。
华美1926年在纽约成立，一开始并没有专门的活动场所。1944年在上东一栋四层小楼里安家，直至2015年搬迁至华盛顿街。楼下华盛顿大街的大门虽然紧闭，楼上的各种活动早已有声有色地开展起来：展出过汉代的“金缕玉衣”，南北朝“竹林七贤”的拓片和“八大山人”朱耷的《河上花》长卷；白先勇、刘慈欣、李开复、余华都曾做客华美主讲；中央芭蕾舞团、内蒙古“战旗”乐队、武汉音乐学院铸造的仿宋“大晟”编钟，都曾在华美的舞台亮相；学习中国语言文化的学生们：从牙牙学语的稚童到步履蹒跚的老者，更是华美的常客……我2008年入职华美，是目前二十几个全职员工中，少数目睹她搬迁的“老”员工之一。
2002年那个夏天我拎着两只大箱子到纽约，一心向往在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求学，并没有刻意打算留在美国。然而不知不觉间，二十几年已经过去了。 从学生到工作，我在美国的身份逐渐发生了改变——美国是个移民国家，每年有好几千万人通过探亲、学习、旅游、短期工作等等途径来到（2023年非移民入境总人数为68，227，240），几百万人通过合法途径获得长期居留证。这个过程虽然可能很漫长，不过一旦开始，就会在美国庞大的移民系统里缓慢地、持续地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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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TC学习，安排好课表和住宿，第一件事情就是四处寻找打工的机会。
学校提供给学生的助教职位很有限，一打听早已满额。我这种初来乍到的新生以前的学长一个不认识，一脸懵懂从头开始，根本没有机会，只能羡慕地看着别的学生在图书馆管理书籍，在某个系办公室做助理，或者在计算机实验室里给教授和学生帮忙。很多TC助教，是以学分作为酬劳。比方说，在图书馆每周工作5个小时，可抵两个学分。这样学费账单少了几个零头，真正的支票可是影子也看不见！2002年一门三个学分的课要$2,175美元；作为国际学生，按要求一个学期要修满12个学分。学分的价格每年固定，不像每个月的生活费可以自己根据经济状况调整：有钱常下馆子，没钱可以煮青菜豆腐凑活！TC的Horace Mann大楼一层HR办公室外面逡巡的多是国际学生，那里有一个公告牌，除了学生俱乐部的小广告，也会贴出一些工作机会。
TC给了我24个学分的奖学金，刚好够第一年的学费，所以昂贵的学费给我的压力可以暂缓。但是“青菜豆腐”在纽约也不便宜，更要命的是房租：我和同屋涛合住一间卧室，每人还得付650美元一个月！涛是成都人，我们周末一起去附近的Fairway超市采购一周生活所需，平时轮流做饭，常常出双入对，不避嫌被人误认为“同性恋”。我们开玩笑说，干脆我们成为“同性恋”吧，还可以去申请TC的“家庭宿舍”！
有时间我就细细浏览纽约免费华人报纸《世界日报》上的小广告，看到最多的是餐馆小时工。报纸是繁体字，把餐馆服务员写作“企台”，管前台收钱的叫“收银”，这些对我都很新鲜。我看来看去，心里蠢蠢欲动，觉得可以去餐馆试试——中国一般流传着留学生刚到美国在餐馆洗盘子之类的故事，也不知道是真是假。但是纽约的餐馆、咖啡馆和酒吧充斥着一边学习，一边打工的学生，倒是一点不错。我想自己别的不行，英文还可以，试试“企台”吧——这个活虽然没有做过，至少在餐厅见过。打个电话过去问地址和要求，电话那头别的也不多说，就叫去试工。
“新东方”的词汇表里什么生僻英文都网罗了，餐馆菜单上的菜名可一个也没有！“蛋花汤”里有什么flower（“花”）？“麻婆豆腐”跟”麻婆“有关系吗？“木须肉”又是什么肉？我一试工，洋相全出，不到5分钟老板就忍不住把我换下来，客客气气，冷言冷语地把我扫地出门。
一天我看到一则广告，是专门培训中餐馆“企台”和“收银”的，觉得这是补充中餐馆专业技能的捷径——要不然得碰多少鼻子灰才能学会啊！培训地点在皇后区的法拉盛Flushing，是纽约曼哈顿的老中国城Chinatown之外最大的华人社区。Chinatown大多是广东和福建的移民，法拉盛的则来自各地，以说普通话为主。从TC到法拉盛得先坐一号地铁到时报广场Times Square，再转乘七号线一直坐到终点站，大约要一个半小时。地铁出了曼哈顿就在地面的高架铁轨上行驶。穿行在城区，可以看到鳞次栉比的房屋的屋顶，视线比较开阔，跟在曼哈顿黑漆漆的地下很不一样。要不是时间太长，坐地铁去法拉盛也不太糟糕——况且可以去中国超市购物：“老干妈”豆豉辣椒、豌豆尖、豆腐干和冻好的手工猪肉白菜水饺——这些我的最爱在哥大附近的一般超市可买不到。
我在一个乱哄哄的中国超市旁边找到了培训班的牌子。培训班设在二层一间狭长的小房间里，学生加我一共四个，都是年轻女孩子。老师是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子，看上去文质彬彬，举手投足很斯文，自称在餐馆行业做了几十年。我们的学习材料主要是他给的普通中餐馆的菜谱，和几盒他自己录制的餐馆点单的磁带。中餐馆的大厨和送外卖的大多不懂英文，所以记菜单一定得写中文，而且为了提高效率，有些约定俗成的简写：比方Chicken Broccoli，全称是“芥兰鸡片”，写到单子上就只“介几”二字。老师说从纽约到加州的中餐馆，莫不如此。许多初来美国到餐馆打工的，大约有亲戚或朋友亲授这样的“行业秘密”，否则如我之辈，只有参加了这样的培训班才恍然大悟，原来试工时自己破绽百出。
这样一分钱没挣到，先倒贴出去好几百大洋。从法拉盛到曼哈顿的地铁，正好可以练习听力。在“咣当咣当”的地铁声中，听到“chicken broccoli”，就记下“介几”。好在这样的“投资”终没有白费，几个星期之后，我在一个中餐馆找到了“收银”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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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mpling King”（饺子王）在曼哈顿第二大道86街，一进门是一幅油画：一个头上挽髻，身着秀金百蝶长袍的吹箫女子。大厅里铺着地毯，摆了十来张四人座的方桌；两张靠着临街的大玻璃窗，坐在那里的客人可以看见街上人来人往。大堂紧里头是一个吧台，架子上摆着红酒、伏特加、龙舌兰等等，看上去种类齐全，不过除了“青岛啤酒”，这里的客人很少点其他酒类。我站在进门处的“收银台”后面，主要工作除了“收银”还包括接听客人的电话，记好菜单，让“企台”交给后面的厨房；准备好的外卖，也会放到“收银台”边上的一个小矮桌，由我打包放进塑料袋里，等客人或者餐馆外卖小哥来取。
“Dumpling King”的老板是个台湾人，方方的下巴，看得出年轻时挺俊秀，平时坐在大堂最靠边的一张桌子后面喝茶、看报纸，很少说话；人多的时候也帮着“企台”招呼客人，或者帮我接听电话。他问过我好几次以前在哪里做过工，都被我支吾过去——心里嘀咕他不要找我闲聊最好！我周末上班，碰到的“企台”叫Wendy, 是马来西亚华人，个子很矮小，看上去五十来岁了。她总是穿着白衬衫和黑色的小马甲，黑色的长裤和平底圆头黑皮鞋，齐耳的黑发用一根皮筋在脑后扎成一束短马尾，显得齐整利索。来这里客人的多是附近的居民，不少跟Wendy熟识。客人少的时候，Wendy会跟我聊聊天，说自己丈夫去世，女儿已经大了，这样做工几十年也辛苦到头了，考虑不久要回马拉西亚去。
餐馆里有两三个跑外卖的，都是中年男子，来来去去，常常更换。他们大多是从福建偷渡过来的：年纪大一点的Z，说一天在村子里听人喊“船来了”，便跟家人打了个招呼就离开家来到了美国，好像是件再稀松平常不过的事情；最年轻的小D，先坐飞机去广州，然后辗转墨西哥入境。我慢慢了解到原来福清、长乐、福州一带有这样的传统，经由“蛇头”在中国与美国之间建立的网络，一个村子许多家庭都有人偷渡到美国。走海运的话，要在海上漂好几个月不说，船上条件也很差，卫生和饮食都是很大的问题。1993年轰动全美的“金色冒险”（Golden Venture）号事件更是让中国非法偷渡进入了公众视野：这艘货轮载着13名船员、286名福州偷渡客——每个偷渡客付给“蛇头”高达四万美金的费用——在海上漂了四个多月后抵达纽约，却在Rockway附近搁浅了！眼看着近在咫尺的美国土地，有些心有不甘的偷渡客奋不顾身跳入水中，结果10人溺毙，其余的大多被移民局收编，监狱辗转后被驱逐出境；只有少部分人的难民申请得到批准，得以留在美国。
在Dumpling King我生平第一次听闻有人偷渡来美国，好像舞台上一出隐藏得严严实实的戏，掀起了幕布的一角，让我窥看到了幕后隐隐绰绰的秘密。我十分好奇，忍不住想把幕布再掀得大一些：TC第一个学期快结束的时候，教授让每个学生提交学年人类学田野调查的课题，我决定把中国非法移民在美国的生活作为研究对象，“Dumpling King”就是我的“田野”。
我一个星期去Dumpling King两次，一次是周五晚上，一次是周日一整天。虽然经过了“培训”上岗，业务还不很熟练，所以低级错误时有发生：记错地址啦；客人的特别要求没记清楚啦；或者打包的时候忘了放餐具啦……等等。这些错误比起上学时算错数学，或者写个错别字糟糕得多，因为后果不再是作业本上的红叉：一次外卖小吴大冬天的骑车找了半个小时也没找到客人的住址；另一次客人很生气地打电话回来质问送去的外卖“为什么没有餐具”——他正好刚搬家到此，家里一把叉子也没有。还有一次，客人点了“清蒸龙虾”，拿到的是“姜葱龙虾”，让外卖小哥原封不动地带回了餐馆。老板脸色很难看，虽然没有开除我，但是让我付钱把龙虾带了回去——一晚的薪水没剩多少，而“姜葱龙虾”的味道早已忘了。“收银”也是我的主要工作，可是一到客人付款，就觉得自己脑子不够快：手边没有计算器也罢了，可是连一张让我可以列个竖式做加减法的纸片也没有！这时候发现GRE考满分也没太大用处。老板站在旁边，和颜悦色慢悠悠问一句：你真是从大陆过来的吗？数学这么差。
除了“企台”Wendy，餐馆里工作的大多一点英文都不会。厨房的大师傅是个壮实的温州人，二师傅是从长乐来的，还有一个墨西哥人，不仅负责收拾清扫，也负责油炸“前菜”，比如美国中餐馆菜单上必有的“春卷”之类。大家平时说话很少，只有像我这样喜欢刨根问底的人类学学生才会瞅空儿跟人闲聊，厚着脸皮约人家周末“访谈”，显得很可疑。我是唯一的学生，其他人大部分人一天做六天工，甚至七天——长乐的二师傅跟我周六在中国城喝早茶，这是他唯一休息的一天。他告诉我只能拼命工作，省吃俭用，尽快还清偷渡费（2003年的时候已经高达一个人六万美金了），才能开始为自己的生活打拼。即使如此，拿到合法身份还是一个问题：有的人申请政治庇护，有的等待赦免，还有的寄希望家庭关系……也得要花一笔高昂的费用请移民律师来准备材料。不过要是在生意兴隆的餐馆做工，即使一句英文都不会，收入还是可以不菲，所以不少人也选择了“黑”下来。
送外卖的Michael是唯一留下英文名的，上海人，经历跟其他人都不太一样，所以直到现在印象还很深刻。他四十多岁，个子瘦小，常常戴一顶棒球帽，上面写着 “NY”。我约他访谈，他就邀请我去他家坐坐。他跟一个天津人——也是送外卖的——合租了一个法拉盛的公寓，房间很简朴，一张单人钢丝床、一个衣柜、一张书桌；书桌上有一台电脑。他早年在南美做生意，生意最好的时候曾经策划开一个非常豪华的舞厅，还娶了一个南美女人做太太。后来生意垮掉了，他把几乎所有的财产留给了太太，只身来到了美国。他仍然关注股票和网上各种生意的行情，希望有一天能东山再起。我访谈完毕，他送我到地铁站。地铁在高架铁轨上“咣咣” 开走的时候，我远远地看见他穿着一双拖鞋，没有戴那顶棒球帽, 短短的头发有点灰白，露出头顶的头皮。我想起他说“我已经四十有八了，我不能这样回中国去”，心里沉重得跟地铁一样。Michael 跟我很谈得来。在所有我访谈过的人当中，他跟我谈话的次数最少，可是谈得最多。后来我们还常常提起要再聚一聚，到法拉盛吃吃火锅什么的，可是总也没有时间。有一天，我站在柜台无所事事，他送单从我面前经过，突然压低了声音神秘地对我说：“你在这里做什么，赶快回中国去吧。” 然后就匆匆出去了。我笑了一笑。当时并没有想到，直到现在我还能这样清楚地记得。
曼哈顿地铁站Rector Street
摄影：申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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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暑假到了，室友涛告诉我TC图书馆在招学生清理档案，我赶紧跟她一起提交了申请，很快便收到了面试通知。面试很简单，不过因为地点在图书馆地下室的房间里，我在图书馆的电梯里上上下下，最后跟门卫打听，才算找到了。图书管理员Jeniffer一开口就问我为什么迟到了，吓得我一头冷汗。好在地下室的办公室很难找似乎是情理之中，听我说了理由，Jeniffer接着告诉我图书馆正准备装修，需要清理陈年档案，没有价值的扔掉，其余的重新分类归档。
6月开始，我和涛每天去图书馆，坐在几十个纸箱子后面把里面的文件逐个打开查看内容，把“没有价值”的文件扔到垃圾车里，以便接下来用碎纸机碎掉；“有价值”的文件放到新的纸箱子里，注明文件信息，用于将来分类归档。现在我已经忘了大部分文件的内容，只记得不少是教授之间的通信——已经泛黄的纸面上，老式打字机打出来的一个个铅字仍然忠实地传达着多年前的信息：比如几十年前P教授写给C教授，说D教授让我写信给你, 叫你同G教授谈话，在此之前，请先找D教授本人。在此之前，请先找我，因为我已经同G教授谈过了。——这封信应该被我们碎掉了，跟成箱扔掉的零散文件一样的命运。不过现在想来，仍然有些许惶恐：这封看似绕口令的信，万一是某个重要事件的佐证呢？万一其中的某位教授大名鼎鼎，有人要给他/她立传呢？万一有人来问我：你说有这样一封信，有什么证明吗？要是按照这个思路，所有记录下来的文字，都有意想不到的价值，应当保留下来。这样Jennifer根本不需要雇我们，我暑假也就失业了。
我和涛每天搭乘那个让我迷路的电梯，推开图书馆三楼一扇“吱呀”作响的木门，准时到一个安静的角落工作。几十个箱子已经摆在宽大的木桌上等着我们了。平时图书馆三层的学生就不多，到了暑假更寥寥无几，很多时候就我们几个打暑期工的学生，有的在读人类学博士，有的研究语言学，有的探索新教学法，一天七个小时坐在散发着陈旧气息的成堆的文件里，偶尔互相传阅自己找到的文件，以博一乐。有时候老板Jennifer突然从箱子后面伸出头来，问“How’s everything？”（一切都好吗？），把昏昏欲睡的我们吓一跳。
周日我继续去Dumpling King工作。一般周日午餐要忙些，到了下午3点以后就比较清闲，可以坐在角落里的餐桌边吃饭。厨房的师傅会给餐馆做工的单独炒两个菜，是菜单上没有的。有一天我们正吃午餐，来了个客人，点菜的时候问我们吃的是什么，一定要点我们吃的菜，好像那才最正宗。我现在业务比较娴熟了，开始觉得Dumpling King生意有些清淡，暗暗替老板着急，不知道他还能继续多久。
果然一天我走进餐馆，看到一个新面孔的女孩子站在收银台后面；老板穿着家常便服，脸上有一种少见的轻松的笑容。他一见我进来就迎上来告诉我，他把餐馆卖掉了——原来他以前时不时说自己累了，还真不是发发牢骚而已。我没有选择留下来：我从未想过在Dumpling King久留，田野调查也基本结束。我跟老板最后一次结算好工钱，就离开了Dumpling King。餐馆的墙上挂着一面大镜子，正对着我做“收银”时站的柜台。顾客寥寥，经理坐在角落打盹看报纸，Wendy站在餐馆门口百无聊赖或者寻思回马来西亚的生活时，我远远地端详着镜子里的自己，心想自己在这里干嘛？虽然可以用“田野调查”来安慰，似乎还能跟来纽约的初衷多少有些联系，但心里也隐隐有些不安，担心这里会成为自己的长久之地。在TC图书馆清理垃圾似乎并不是更有趣的工作，但又似乎更在“情理”之中。
我再也没回过Dumpling King。如今偶尔经过86街2大道，我会留心看看，希望能看到它的招牌，或者曾经熟悉的门面。然而一切都好像消失了，就像那些我和涛在TC图书馆塞进碎纸机的字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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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学年开始，我如愿以偿，在与TC一街之隔的哥大东亚系中文部找到了助教的工作。
哥大是纽约最古老的大学，也是全美历史最悠久的高等学府之一，1754年由英国国王约翰二世亲批宪章成立，成立之初叫King’s College (国王学院）。一开始学校在曼哈顿最南边紧靠三一教堂（Trinity Church）的一栋小楼里，没有如今这样可观的规模。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学院被迫关闭了8年，直到1884年才重新开放，并且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哥伦比亚学院”（Columbia College）。三年之后，学院制定了新的宪章以及新任命的理事会，为其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857年学院搬迁至曼哈顿中城49街麦迪逊大道（Madison Avenue），直到1896年Seth Low校长将学院搬迁至现在曼哈顿上城的校址：东西两侧分别是Broadway和Amsterdam大道，南北则以116街和120街为界。学院也不断扩张，到1912年再次更名为“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时，增加了医学院、法学院、文理研究院、教师学院等等，已经具备了今日哥大的规模。如今走进哥大校园，最醒目的建筑便是高踞几十级台阶之上的Low Memorial Library （Low纪念图书馆）——主持哥大历史性搬迁的Seth Low校长以之纪念自己的父亲——与Bulter图书馆遥遥相对。象征智慧、学识和大学本身的Alma Mater铜像， 1903由美国建筑师Daniel Chester French设计落成，端坐在Low 图书馆前的台阶上，头戴桂冠，双臂前展，左手悬空，右手执权杖，面容肃穆神圣而不失温和，似乎在欢迎所有到哥大的学子。她裙裾褶皱里深藏的一只猫头鹰，也成为世界各地许多学子的最爱，到了哥大校园一定要找找看。
离Alma Mater不远的Kent大楼是哥大东亚系所在。系里中文、日文、韩文等部门的办公室和教室都设在此；一层是C.V.Starr东亚图书馆入口，是北美藏书最多的东亚图书馆之一。1902年成立之初最早的收藏来自于慈禧太后捐赠的五千多卷册《古今图书集成》。说到这里，则不得不说说一个叫丁龙的中国人。
1901年，校长Seth Low 收到一个署名Dean Lung（丁龙）的中国人写给他的信：
“I send you here with a deposit check for $12,000 as a contribution to the fund for Chinese Learning in your university.” （在此呈上一张$12,000美元的支票，用以资助在您的学府开展中文学习。）
丁龙是时任哥大校董Horace Walpole Carpentier将军多年的仆从。关于他的记载不多，自相矛盾的不少。大致情况是，丁龙大约生于1857年，身高1.7米，16、7岁从中国台山随着加州淘金热潮到了旧金山，在那里结识了Carpentier，并作为他的随身仆从来到纽约。1900年美国联邦政府的人口调查报告已将丁龙列在纽约Carpentier府上的常住人口名单中。Carpentier极具商业头脑和开拓精神，以超常的冷峻著称，在加州淘金热中集敛了财富，后又与远东交易。在现有的不少报道中，除了提到Carpentier非常喜欢这个中国随从，与丁龙情谊深厚之外，并没有更详细的记载。但丁龙写信之后，Carpentier将军也慷慨解囊，随之捐赠$100,000美金捐给哥大，次年便设立了“丁龙中国学教席”，授予德国学者Friedrich Hirth，成为今日哥大东亚系的开端。1918年Carpentier在纽约去世时，更立下遗嘱把给哥大东亚系的捐赠总额增加至$300,000，用以纪念丁龙。
如今在哥大Kent大楼， 悬挂着丁龙一张年轻时的巨幅黑白照片：他留着板寸头，双唇紧闭，偏着头平静地注视着某个地方。他的名字和生平仍鲜有人知，但他的$12,000美元支票开启的东亚系，123年之后成为了全美研究中国、日本、韩国、西藏、越南等东亚诸文化最有声望的高等研究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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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哥大东亚系做中文助教，除了帮老师批改作业，给学生做一对一辅导，最有挑战的，也比较有意思的是给学生上“操练课”： 老师在课堂上教授生词和新的语法；学生每周可以选“操练课”来练习。带“操练课”的都是来自中国大陆或台湾的学生——涛和我都在助教队伍里。哥大中文新生，学期开始便跟着助教一对一练习拼音，对着中文部老师编写的“操练手册”诵读两个星期“bai ban bei bian”之类不明所以的音节；然后过渡到10人不到的小班课：除了纠正发音，助教也组织学生练习新学的词汇和句型。
今天天气很好。
今天天气不好。
今天天气很糟糕。
到了第一学年快结束的时候，学生练习的句子是：
“请你把那本书拿过来。”
做助教的学生里面不少是TC的。那时哥大还没有“对外汉语”专业，不过TC的学生多少都有专业教育教学的培训：涛读的是Teaching English to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s (英语第二语言习得)；我学的教育人类学比较偏学术研究，但因为我在北京师范大学念过教育系，教学上也算不陌生，只是对外汉语是个全新的领域。
美国的汉语教学1874 年在耶鲁大学开始，最初只有哈佛、哥大、普林斯顿等少数精英高等学府开设，注重文法和翻译，培养出来的学生大部分只会读写，除了做汉学家，几乎没有别的用途。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在远东参战开始，中文教育的发展与美国国防战略就紧密联系起来。美国国防部拨款加大对于大学中文项目资助，并委托耶鲁大学创新中文教学，突出听说能力的速成，以满足军方对于中文的需求。“操练课”（drill）正是此时的创新。1956年的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 (国防教育法）将中文定义为具有战略意义的语言，提供相应资助，支持大学新设中文课，鼓励编写教材，资助研究生和学者去台湾访学，并参加美国在台湾举办的文化讲座。那时开设中文课的大学增加到了一百多所。
我去哥大做助教时中文项目的规模已经不小，零基础学生从初级班开始，一年以后可以进行日常会话，若有兴趣可以一直升入高级班学习古代汉语。开头两个星期专攻拼音之后，学生们就得听、说、读、写全面学习了。美国并没有统一的中文教材；哥大那时用的是P.C. Tung和 D.E. Pollard编写的《漢語口語》，第一册是繁体字。美国东部几个历史悠久的常青藤大学，历来中文学习从繁体字开始，学生到了第二年才转而学习简体字：据说这样的好处是学生一开始对中国汉字的渊源有些认识，坏处是不知道吓退了多少学生！东亚系做中国学的学生少不了以后要看原版古籍，——让人禁不住联想到“汗牛充栋”这个成语——学习繁体字似乎也说得过去；只是不少政治、商学院、法学院等的学生来选修中文，也需从繁体字开始；从大陆过来的助教们由简入繁，也得补一下课——课本封面上第一个字“漢”就长得让不少学生发愁，上到第二课就得学习写“謝”字！
学生们大多很可爱。老师头一天教了新词，第二天要求听写，大家下了课之后乖乖地记诵，大部分学生都能跟上这样的要求。中国学生从小学就训练记诵的功夫，对这样的听写习以为常，所以我并没有觉得哥大的学生有多特别。后来我到了长岛的一所中学做中文老师，也依样画葫芦让学生第二天听写，结果学生们无不吃惊，真诚地瞪着我说：老师，我们不知道怎么记住这些字！哭笑不得之间，我才意识到哥大学生原来已经相当训练有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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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正开始觉得自己能在美国立足，从第一份全职工作开始。
2006年春天我已经修完TC的所有课程，不必每天去学校上课；国际学生这时可以申请OPT（Optional Practical Train)，有资格合法工作。我也开始寻找全职工作，毕竟养家糊口——虽然只有一口——是硬道理。考虑到工作机会不一定就在纽约市，我报了个学校附近的“大苹果驾校”，在曼哈顿车水马龙的大街上勤奋学习开车。那时在长岛一个私立学校教中文的朋友玥正好要离职，问我是否有兴趣接任。于是我跟学校世界语教学部主任Claudia通了电话，没问几句她就邀请我去面试。
四月的一天，我一大早在纽约曼哈顿中城的Penn Station搭乘“长岛火车”（Long Island Rail Road）去往长岛最东边的这个学校。一路上曼哈顿的高楼渐渐被城郊低矮的小楼取代，然后是更开阔的乡村、树林和田野。两个半小时以后火车驶入一个叫做East Hampton小站，玥开了一辆1982年的Honda Civic已经在车站等我了。
学校离车站开车只需要几分钟，没有围墙和大门。学校的初中部、高中部、健康中心（包括餐厅、球场和健身房），教师的办公室等等，一律是风格简约木质建筑，隐蔽地分散在一片树林里面，要不是有人带领根本看不出是个学校。学校1991年建校之时只是女校，后来男女学生兼收。2006年世界语系开设西班牙文、法文和中文课。Claudia是一位个子矮小的和蔼的老太太，她带着我参观学校，到高中一个班试讲了一堂课，然后招待我在学校的餐厅午餐。
第二天Claudia电话告知我通过了面试，年薪四万五，并不很高，但是挺实在的一个机会。East Hampton离曼哈顿不近，周末仍可回城跟朋友相聚。长岛小镇所展现的未知生活，让我的好奇心也痒痒的。反正仍然年轻嘛，第一份工作，又不是要从一而终！而且，Claudia在电话里通知我学校聘任决定时，自豪地补充：
“学校的食堂是East Hampton最好的餐厅！”
我很快答复Claudia接受了这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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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来临，学校要求老师到校培训， 在新学年到来之前备课，熟悉学校的课程设计。世界语系一共有7位老师，除Claudia兼授西班牙语和法语之外，还有四个西班牙语老师，一个法语老师，和两个中文老师。我和一位三十来岁的黄老师负责整个学校的中文教学：黄老师负责初中五、七、八年级三个班和高中“中文一”的课程；我则接手了玥的班级，教授初中六年级和高中“中文二”至“中文四”一共四个班的中文。所有学生从五年级入校开始就可以选修中文，升入高中时可以直接进入“中文二”。我教的六年级一个班有十五个学生，高中班级学生人数就明显少很多，到“中文三”一个班就只有三个学生了。好在是私立学校，若在纽约市的公立学校，一个班平均学生数需在25以上，这样小的班级就开不了课了。
中文老师对于课程设计几乎有全部的自主权——除了中文老师，学校老师和家长基本没有一个懂中文的。这种情况到了2010年之后有所改变：那时中国国际学生的数量开始迅速增加，成为学校国际生源（以及学费）的重要力量，跟我入校的时候，只有零星一、两个中国国际学生的情况大相径庭。我延续了玥选择的课本，给初中学生用的是《你好！》，高中生则是《中文听说读写》。作为新老师，Claudia要求我第一学期每周交给她一个教学计划，没有特别的格式和要求，只是把要点用email发给她就行。资格稍微老一点的黄老师带着我熟悉了当地的一两个餐馆和超市，对一起备课也没有特别的兴趣。这样我的教学活动，基本属于放任自由的状态——所以我对于听写和发音的执念，全来自我在哥大培养的对学生的要求。学生们不明就里，一开始可是叫苦连天。
学生大多来自附近的小镇：Sag Harbor，Shelter Island，East Hampton, South Hampton等等，都是著名的海滨度假胜地，也是豪门别墅集中之地，到了暑假热闹非凡，淡季则是极其优美安静的地方。学生大多家境极好，在仙境一般的海滨小镇长大，又在树林里童话般的木头房子上学，距离纽约市虽然只有不到两个小时车程，却让人觉得有种不食人间烟火的氛围。学校几个稀有的中国国际学生，跟着其他学生一起上课，放学了就住到接待家庭里去——反正家家房子都不小，有的是房间。
入校之初，学校给每个学生和老师发一双布鞋——标准的中国式“老人头”，黑色帆布鞋面，平板厚实鞋底——据说这是学校创始人Ross太太受亚洲文化仪式感影响的结果，规定学生但凡进入室内，就必须换上布拖鞋。一到午餐时间，总有几个学生，丢了拖鞋，趴在餐厅门口，眼巴巴地等着同学吃完饭可以借一双拖鞋进去用餐。每双拖鞋都长得一模一样，有的学生就用彩线缝些图案；有的用油彩绘出Jackson Pollock当代抽象艺术的风格——除了彰显个性，也防止被别人错拿。
学校快二十年了，规模并不大。初中从五年级开始，到高中十二年级，总共不到四百个学生。老师们一般就在教室办公，可以根据学科的需要布置教室。只有世界语老师集中在艺术展览室下面的一个半地下室办公，每次上课得带着各种材料到不同教室去。我很快发现两堂课之间根本没有时间回办公室，于是准备了一个带轮的书包，把各班级的材料分类放好，便于在教学楼之间拖行：平时在青草茵茵的林间石板小径上蹒跚也就罢了，下雨的时候则尤为讨厌，特别是忘了带拖鞋的时候。
选修中文的学生几乎没有一个来自华人家庭，有极少数亚洲面孔的学生，家里也不说中文。学校自建校以来，就注重学生对世界文化的涉猎与学习，所以算是较早开设中文的私立学校。据说学校创始之初——那时学校包括Ross太太的女儿在内只有9名学生——学生学到哪国的历史文化，就由老师带领去该国游学一番。这样的精英教育，到了2006年，演化成为学校四月的“春季小学期”：有经验的老师组织学生去世界各地游学两个星期；不去游学的学生，则在学校选修其他老师开设的主题课程，完成一些平时课程之外的项目。我到学校时间还不长，尚未考虑中国游学这样庞大的计划，于是跟高中的一位历史老师共同开设了一门春季选修课，英文授课，以弥补中文课上因为语言限制不能深入介绍中国历史文化的遗憾。两个12年级的学生选修了这门课，其中一个是我中文班的学生。我们大部分时间在学校学习讨论，不过乐得学校允许我们师生四人到曼哈顿fieldtrip一天：那时中国艺术家蔡国强正在Guggenheim博物馆举办个展“I Want to Believe”，正是让学生了解中国当代艺术和历史的好机会，否则学生在“边远”的长岛，跟中国文化的唯一近距离接触只有当地的中餐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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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到学校任教不久就开始请律师申请正式的工作签证H1B。OPT只有一年期限，H1B则可以合法长期工作。H1B的申请需要雇主支持，一旦获得签证，也可以自由转换雇主，还是有一定的灵活性——也有6年期限：H1B三年一期，可以续三年，之后一般就转为其他更长期居留的身份，比如绿卡。只是绿卡申请一般与某一个雇主“绑定”，一旦开始就很难转换工作。
学校律师Leonardo的办公室在曼哈顿第六大道一幢高大的写字楼里，大门的铜把手很有二十世纪初的派头，楼上的写字间却平淡无奇，跟许多狭小拥挤的写字楼并无二致。Leonardo是一个秃顶的下巴尖尖的犹太人，鼻梁上架了一副细框眼镜，说话飞快（大约律师都这样），坐在堆满文件的写字台后面；写字台上也摆了几个相框，放着家人的照片；背后的书架上也塞满了文件；办公室外是助理工作的地方，挤满了铁皮文件柜；门口长长的一排椅子坐满了人，看样子都是办理移民签证的。我大约只见过他一面，就几分钟时间，其他时间都是通过电子邮件。由于申请H1B的人数大大超过美国移民局发放的名额，一般普通的H1B签证每年春季通过“抽签”来决定——这个运气的成分很大，好些人没有抽中也只能放弃工作另谋出路。后来除了“抽签”还增加了“lottery”（抽奖）的环节，只有“中奖”的才能参与“抽签”，更让人觉得拿到H1B就像中了大彩一样。我就职的学校因为是非盈利机构，工作签证的申请不用参加抽签。刚过新年，Leonardo便通知我H1B办下来了，我没有中彩的感觉，只觉得一切顺理成章。现在回想，其实每一步都很幸运，只是我浑然不觉罢了。
到了第二学年，学校批准了我申请绿卡的要求。但没过多久，我就接受了华美协进社的新工作，绿卡的事情就只得放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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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春，我在华美协进社网站上看到正在招项目助理——这个职位并不高，主要协调华美教育部门“教学中国”（Teach China）的各种项目，为美国中小学教师了解中国提供培训，包括去中国的游学机会。我觉得这不仅可以跟我之前学的人类学结合更紧密，而且可以更多地接触课堂之外的世界，——当然工作地点在曼哈顿也很重要——就欣然提交了简历。我在哥大时就已经知道华美，做了中文老师之后关注更多一些，因为在纽约专注做中国文化的机构，头一个就要数华美。华美那时在曼哈顿上东65街，在我做学生时就已经去过：走进两尊石狮子守护的朱红大门，一层是美术馆，展品分在两间显得有些局促的房间里；沿着弯曲的楼梯走上第二层，一边是古色古香的图书馆，木地板上铺着厚厚的地毯，临街的一面是落地的百叶窗，窗外树影婆娑，让屋里也多了些静谧的味道；另一边是一间敞亮的教室，可以从教室的窗户看到后院——院子设计成苏州园林的样子，有假山、几丛竹枝、石桌石凳……一个小小的池塘，里面居然游弋着几尾红鲤鱼！二层以上便是办公区。
我第一次得以“更上一层”便是去华美面试了——原来是更狭窄曲折的楼梯，一直通向四层！除了社长和少数几个单间办公室，二十几个全职工作人员都分布在不同房间，办公桌有的用旧书架隔开，书架上塞满了书籍和文件；有的则是堆满了铁皮文件柜。从一层往下还有一个地下室，也隔成了两间教室；其中一间可以通向那个园林式的后院——这个后院这样隐秘的存在实在是有些可惜！从地下室到四层，尚有一个古老的电梯，只容得下2、3人，乘电梯的人要把一扇锈迹斑斑的铁链门拉上才能启动——这样的设计和结构，真让人一走进去就对华美近百年的历史深信不疑。这幢小楼1944年Henry R. Luce先生为纪念其父Henry W. Luce买了来捐赠给华美，七十余年间是纽约大众了解中国文化最重要的一个中心，直至2015年华美搬迁至曼哈顿下城一个更大更新的新址。
我去华美只面试了一次，在三层和四层转了一圈，跟项目官员、教育主任和社长都见了个遍。那时华美的社长是Sara Judge McCalpin女士，中文名字很文雅，叫江芷若，乍一看以为给她取中文名字的老师大约是《神雕侠侣》的粉丝（后来才知道她的中文老师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周治平教授）。第一次跟Sara见面聊得并不多，但相互之间印象都不错。不久我就接到华美的电话，说欢迎我加入，不过职位跟我申请的不一样，是华美与华东师范大学合作的孔子学院项目经理一职，专门为美国中小学中文教师提供继续教育培训。那时美国的中文教学方兴未艾，中国政府大力支持海外中文教育发展，在纽约的第一所孔子学院便建在华美。后来孔子学院经历了西方保守政治势力的排挤，又遭遇2020年新冠疫情前后中美关系三十年的“冰点”，在美国从最鼎盛时期的一百多所陡降至不足十所——而华美孔院作为美国最早的孔院之一，仍然是一个独特而默默的存在。我正式上任的时候是六月底，长岛学校的学年结束之后，那时二十几位华美孔院招募的中文教师学员已经到华东师范大学参加暑期培训去了。我在新租的公寓安顿下来，来不及整理胡乱堆在客厅里的家具，便飞往上海“管理”这个为期6个星期的培训班——等暑期结束，我回到华美四层一个狭长而拥挤的角落，坐在办公桌旁好半天才想起自己的工作电话号码来。
我就这样开始了在华美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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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0月的一天，我偶尔经过上东区华美旧址。那幢古色古香的小楼仍静静地伫立在65街，原来朱红的两扇大门已经漆成了黑色；铸铁护栏守护着门前两三级石阶；大门紧闭，铜把手上挂着一张纸牌。我凑过去一看，原来是专门清扫brownstone老房子的广告。门前几丛球状灌木无精打采，其中一个已经完全干枯了；灌木后一道窄窄的台阶通向地下室，铺满了枯黄的落叶，似乎可以听到踩上去悉悉索索生硬的声音。二层的百叶窗紧闭，白色的窗棂在秋日的阳光中显得有些刺眼，又有种静穆的美：多少人知道那紧闭的门窗背后，曾经高朋满座，壁炉前亮着温暖的灯；后院的太湖石下，游弋着红色的鲤鱼呢？
自从华美搬离，小楼已经几易其主，如今仍是一番人去楼空落寞景象，看着不免让人怀旧，心生伤感。我在华美的第一个七年都是在这里度过的，搬家时有些依依不舍，现在仍希望这小楼也像人一样，能有个好的归属，焕发新生。我回家Google，发现小楼2021年以近一千五百万美元的价格再次易主，价格比当年华美售出的时候低了好几百万，不知楼主是否在等待时机易手呢？
虽然我一开始并没有一门心思要在纽约留下来——中间还有一年多甚至回了中国（这个以后再表）——最终得以在纽约立足，跟在华美的工作有莫大的干系。TC让我得以来到纽约，长岛的学校给了我在美国立足的支点，而华美则给了我真正生存的空间——正如她创始之初的宗旨：成为在美国中国留学生的 “第二个家”。当然不是所有的中国留学生都以华美为“第二个家”——好多留学生根本不知道华美——所以这也是我与华美的缘分吧。如果说我从北师大毕业来美时，对自己的信心仍多于对生活的庆幸，那天下午我走过华美曾经辉煌的小楼，想到自己与这个“百年老店”十六年的交集，——那些看似必然的结果，细细想来哪个不是无数偶然的累积呢？——则更多感慨变幻莫测的世界微不足道的馈赠对个人命运的左右了。
初来纽约，除了学校同学老师和几个辗转结识的朋友，我一个人也不认识。家里尽全力只能承担一年的学费而已，其他的都得靠自己了。从中国西南的一个小县城来到纽约，我对于在美国的职业规划相当模糊——前途茫茫，生存下来再说吧！现在想来，或许这跟我从小生活和成长的环境也不无关系：我来自一个普通家庭，母亲是镇里中小学语文、政治科老师，父亲是一个小商店的经理，对我这个唯一的女儿的期待很朴素，只要求我踏实、正派、自食其力，也让我从小知道自己出生在非富贵权势之家，只有好好学习，才能实现自己的梦想。虽然梦想本身很模糊，我也抱着这样的信念一路发奋读书，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能上北师大，已经让他们喜出望外；而到纽约，似乎更在他们的经验范围之外了。这样我没有太多要出人头地的压力，设法在纽约待下来的每一天，都是与这个陌生世界对抗的胜利——直到这个世界渐渐以她的方式将我接纳，不再陌生。
2024年11月4日于纽约Astoria
Bibliography:
Legal Immigration and Adjustment of Status Report Fiscal Year 2023, Office of Homeland Statistics,
Legal Immigration and Adjustment of Status Report | Homeland Security (dhs.gov)
Dean Lung, The Talk of the Town, The New Yorker, March 28, 1931. Source: Mar 28, 1931 (newyorker.com)
Carpentier Leaves Columbia A Million,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1, 1918. Source: TimesMachine: February 21, 1918 - NYTimes.com
Looking Out on a City and a World, Columbia History. Source: Looking Out on a City and a World | Columbia University in the City of New York
Seth Low, Columbia University Archives. Source: Seth Low | Columbia University Libraries
In Search of Dean Lung, a Chinese Person, by Zhao Xu, China Daily Global, August 5, 2020. Source: In search of DEAN LUNG, a Chinese person - Chinadaily.com.cn
相关链接：
前言：我在纽约
第一章：求学之路，始于好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