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2月8日, 我去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Teachers College, Columbia University, 简称"TC")参加 "Cross-fertilization" of Culture and Education for the Common Good教育研讨会。这个研讨会由TC"中国教育研究中心"(Center on Chinese Education)主办，邀请了中国、美国和加拿大等国关注中美教育的专家以及国际机构代表，讨论与国际教育和跨文化交流相关的话题。由于我是TC‘04级校友, 又在纽约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化机构华美协进社任职，"中国教育研究中心"的程贺南教授邀请我主持研讨会的圆桌论坛“国际组织在全球教育中如何协作和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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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是美国建校最早、规模最大的研究型教育学院，起源于1880年由Grace Dodge创办的“厨园”(Kitchen Garden)。“厨园”最初在纽约下城格林威治村教授贫穷的移民妇女烹饪、缝纫、卫生与健康等实用生活技能，1887年在当时的哥大校长，著名哲学家Nicholas Murray Butler的帮助下，更名为“纽约市教师培训学校”（the New York School for the Training of Teachers)，并最终搬迁到曼哈顿上西120街现在的校区。这个校区由实业资本家族成员George Vanderbilt捐赠，与哥大主校园只有一街之隔。该校为纽约市贫困儿童培训合格的教师，第一年只有122名学生。1892年学校再次更名为Teachers College，正式并入哥大，成为其教育研究生院，但保留了独立的董事会及院长任命权，直至今日。TC古典的砖红色大楼一侧以Grace Dodge命名，与哥大Bulter图书馆遥遥相望，不动声色地讲述这两位一百多年前的教育先驱延续至今的理念。同时保留的也有资本财富的累积与教育慈善事业的相互促进：TC八座迷宫一样相互连通的哥特式大楼，四座以著名的资本家族命名：Dodge经营美国最大的铜矿；Macy的石油产业后来并入了Rockefeller标准石油公司；Thompson大楼以19世纪中后期银行家Frederick Ferris Thompson命名；Zankel则是当今首屈一指的跨国集团Berkshire Hathaway早期的创始人之一。
1897年James Earl Russel 受邀上任TC院长，不仅巩固了当时与哥大岌岌可危的关系，而且将TC从一个职业学校，转变成了人文与科学并重，立足于教育实用主义的研究型学院，侧重教育、心理以及健康等领域的研究与实践。Russel麾下的教授，大名鼎鼎的不少，最著名的要数心理学家、哲学家John Dewey（约翰•杜威）。杜威的实用进步主义，倡导教育的社会功能，并在方法上注重与儿童身心发展自然规律的结合，与Russel的教育哲学不谋而合。受Russel邀请，杜威在TC执教，从1904年一直到1930年退休，TC得以成为进步主义教育的主要阵地。走进Zankel Hall的大门，墙上曾经镌刻着杜威名言，摘自《我的教学信条》第五章，第一条：
“I believe that education is the fundamental method of social progress and reform.” (我相信教育是社会进步和改革的基本方法。)
杜威黑漆漆的半身铜像，在名言不远的地方。杜威与中国渊源颇为深厚。他1919年受学生胡适邀请访华，并逗留两年多，与中国教育界广泛交流，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现代教育的发展。从中国过来的学者，没有不知道杜威大名的，都会特地在铜像旁留影。
2023年，五千多名学生在TC攻读硕士或博士学位，近28%为国际学生，其中一多半（超过80%）都来自亚洲，尤以中国留学生为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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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8日，我很早出发，从皇后区坐了一趟离家不远的公共汽车M60到TC参加研讨会，一路经过曼哈顿北边的Harlem区，竟然一点不堵车，提前到达。早餐会设在杜威铜像旁边的休息厅Everett Lounge，已经接近尾声。中国驻纽约领事馆的黄屏大使，以及几位前来参会的中国大学教授正在寒暄。我在门口碰到了Michael Adewumi博士。他是美国规模最大的海外学习机构IES Abroad的副总裁，Penn State大学的荣休教授和教务长，也是知名的石油和天然气专家，将在我主持的论坛发言。他个子不高，黝黑的皮肤看不出年纪。我们早在zoom上见过一面，并有不少email往来，当下见到，便很热情地互相问候，好像老朋友一样。清华大学教育学院院长石中英教授，多年前我在北师大念书期间就上过他的教育哲学课，十月也刚在清华附中纽约公立学校校长访华团的交流会上见过面，现在又在TC再次相会，自然也感觉十分亲切。贺南是会议的主要组织者，穿了一身庄重典雅的深蓝色丝绒连衣裙，跟我匆忙打了个招呼，便邀请大家到旁边的Milbank Chapel就座，研讨会马上要开始了。
研讨会特为纪念Paul Monroe（保罗•孟禄）教授1923年创立TC“国际研究所”一百周年，主题“Cross-fertilization” of Culture and Education（文化与教育的交融）正是延续二十世纪初孟禄提出的观点。1928年孟禄在夏威夷“太平洋关系协会”（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会刊上发表的文章《文化交融：国际教育的功能》（The Cross-Fertilization of Culture: the Function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指出，外国留学生远涉重洋，到美国接受教育，不仅将美国的理念传播到不同国家，也把多样的文化带到美国，是真正的“文化交融”的载体。这个观点现在看来毫不出奇，但如果没有像孟禄这样的教育学者自二十世纪初就大力倡导，恐怕也难像今天这样深入人心。孟禄1897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历史博士学位后，受院长Russel之聘来到TC教授教育史，同时对教育的基础、历史发展和当下成就，以及美国和国际教育的现状展开研究。孟禄编撰的五卷本巨著《教育百科全书1911-1913》（A Cyclopedia of Education 1911-1913），收集了上千名学者的文化及教育相关主题论文，不仅成为之后半个世纪最权威的教育百科全书，也为孟禄奠定了进行国际比较教育研究的基础。跟孟禄同时代的许多TC教授，包括杜威，院长Russel之子William F. Russel, “任务式教学”的始创者William Kilpatrick等，对了解和研究别国教育都表现了浓厚的兴趣，不仅因为一战之后美国作为战胜国，有一种将“民主与科学”通过教育别国学生传播到世界的自觉，而且也意识到留学生带来的不同文化对美国自身社会和文化的促进。1923年在Rockefeller和Macy家族的支持下，孟禄创建了“国际学院”，重点培养世界各国留学生，传播美国现代科学教育理念、课程设计及教学法。学院的许多毕业生归国之后，成为其所在国具有影响力的教育家，也是塑造全球现代教育面貌的重要力量。
中国留学生一直是TC国际学生的主力，其中不乏对中国现代教育影响深远的学者：首位中国的TC博士毕业生郭秉文，是1921年国立东南大学的创始校长；“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之一胡适，曾任北大校长，并在1938至1942年间出任驻美大使；“晓庄师范”学院的创始人陶行知，是“生活即教育”理念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孟禄创办的“国际学院”，更持续不断地吸引大批中国留学生到TC就读。到1928年孟禄在 “太平洋关系协会” 发表文章之时，已经有两百多名中国留学生获得了TC学位，而且每年有四、五十名中国学生就读教育学院。
我此次参会，不仅因为我是TC毕业生，也因为杜威和孟禄与华美协进社（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简称“华美”）的渊源。两位学者与中国的深厚交往，以及与中国留学生的密切接触，让他们意识到美国公众了解中国的必要性——届时已经有大批中国留学生每年赴美留学，而美国公众对于中国的了解却近乎为零。在杜威的支持和孟禄的积极推动下，美国政府通过议案退还清政府1901年“庚子赔款”的余款，并于1924年成立了“中国基金会”（China Foundation），以促进中国科学与教育的发展。1926年，在“中国基金会”的资助下，华美在纽约成立，旨在为中国留学生服务，并积极促进美国公众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孟禄任华美理事会首任主席。TC的许多中国留学生，从一开始就参与华美的组建，包括其第一任社长郭秉文。近百年过去，斯人已逝，但孟禄开创的国际比较教育仍然在TC吸引源源不断的中国留学生；他倾力创办的华美协进社，成为纽约最大的专注中国文化的非盈利教育机构，至今仍继续其推动中美理解的重要使命。
我1995年进入北师大教育系，2002年留学TC，2008年入职华美，一路似乎全是我的个人选择和一点运气。2023年这天，我坐在庄严典雅的Milbank Chapel参加研讨会，发现自己无意中站到TC与华美的交汇点，看似偶然，其实得益于那些早就存在的可能性：杜威与孟禄的远见卓识，以及百年来中国学生在TC留学的传统，都是我能在偶然之间敲开TC大门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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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个人的命运，难道不都是冥冥之中可能与偶然的结合吗？而我的命运，跟千千万万中国的同龄人一样，跟“考试”脱不了干系。
中国从公元8世纪隋朝开始科举考试，让家庭出身各异的学子不论贫贱，得以“学而仕”，对于大多出身寒门的人来说是实现阶层改变的唯一途径。虽然1905年科举废止，但通过考试选拔人才的传统经过1300年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不论是帝制封建王朝，还是受西方新思想（诸如杜威、孟禄等）影响的民国，或者1949年之后的新中国——根深蒂固的一部分。尽管多遭现代教育各种诟病，但总归没有人能找到比考试更好的法子——至少在中国是如此。1966年全国停课停产闹革命的“文化大革命”时代，是当代中国最近唯一没有考试的混沌时期。“文化大革命”一结束，高考也随之恢复。教育可以改变个人命运，这个观点在中国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考试逐渐成为教育的“指挥棒”，如今在14亿人口的大国让学生、学校和家庭“卷”得精疲力竭而又无可奈何。
我1977生于四川省重庆市荣昌县昌元镇，正是恢复高考那一年，可说跟考试“与生俱来”。小时候因为家里没有别人可以照看我，在“双河镇中心小学”教书的母亲便干脆将我放到了自己班上，虽然我还不到四岁，连铅笔都还握不稳，也跟着一年级的学生上课。我记得第一次考试就是在她的语文课上，一百分的卷子考了八十，觉得有些愧疚——因为许多同学都是九十以上，考一百的也不少。大部分学生六岁开始上一年级，所以我在班里是年龄最小，个子最矮的那个。这种情况直到我上了大学才结束——班里有了比我年龄更小的同学；但个子矮这件事，我一直没有办法改变。
在“双河中心小学”读完一年级，我随母亲调至“东风民小”回到了昌元镇。因为年纪太小，便在“东风民小”重读了一年级，然后转到了“玉屏小学”。“玉屏小学”是镇上的重点小学, 口碑比“东风民小”好很多。学校并不大，一进门是一个宽阔的操场，学校的集会——比如每周一次的升旗仪式——几乎都在这里举行，操场边上有一排低矮的平房，有时我们在里面上音乐课；还有教师的宿舍楼。操场后是一栋“L”形的教学楼，一年级在最下层，六年级在最上面。每年班主任老师和同学都几乎不变，但教室会“更上一层楼”。教室外面是一道长长的走廊，课间学生们大多“凭栏眺望”，追逐打闹的也不少，估计让校长老师们很头疼。教学楼前面有几个小小的花台，再往后上几级台阶，是一个更大的操场，学校举办校运动会的地方。操场的一角有一株巨大的黄桷树，一年四季枝繁叶茂，树干大得可以让好几个小学生坐上去；另一角是一个铁转椅，分上下两层：上层有五个椅子；下层大概十来个，要有人推，椅子们才能转动。课间十分钟大家都抢着去玩转椅，而且总能很快找出法子来轮流推椅子和坐椅子。还有学生总想方设法要爬上那棵黄桷树，不为别的，只为在她巨大的树干中间站一站。这两样东西让不少老师为了学生安全担忧，现在应该早就被撤掉了。转椅我倒不太在意，只是那棵黄桷树太可惜了。
我二年级进入“玉屏小学”，是当时班里唯一的“插班生”；又读过两个一年级，算是“留级生”——一般学习特别不好的才会留级。因为转学过来，学校破例接收，收取了两百元“转校费”，当时简直是天价！所以我又算是“高价生”。这些名头同学老师偶尔会提起，比方我上课做小动作，老师发现就会说，“你家里交了高价送你来上学，怎么还能不好好学呢！”让我小小年纪就体会什么叫“愧对家人”，决定发奋图强，但过一阵子就忘在脑后了。好在我终究还算天资聪慧，偶尔调皮，但总的来说好学自律，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高价生”这件事就渐渐没人提起了。
“小升初”主要看语文和数学的考试成绩，所以小学其他科目平时不怎么考试，上课的时候大家比较放松。老师在上面讲，学生在下面各种小动作：有跟前后左右同学小声聊天的，递纸条的，在木头桌面上写写画画的——特别学了少年鲁迅在桌子上刻“早”字那一课之后，桌子上出现了很多“早”字，迟到的同学倒没见特别减少。老师个子比学生高很多，又站在高出地面好几寸的“三尺讲台”上，照理说什么小动作都能看得清清楚楚。不过一个班四十来个学生只要能保持基本的课堂秩序，大部分老师估计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我性格外向，跟同班同学很快熟起来。同学们都住在镇上，父母虽然工作不太一样——有的是机关干部，有的是做小生意的，也有学校教师的孩子——但总体说来差不多。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才刚起步，后来出现的“万元户”听起来财大气粗，也不过手里多拿一个砖头一样的“大哥大”，所以同学之间并没有特别明显的差异。我们每天自己步行上学，中午回家午餐，午休之后再回学校上课至下午5点，然后回家。从我家到学校，只需十几分钟步行，其他同学也基本如此。这样住得比较近的同学，常常上下学碰到，慢慢比别的同学更熟一些。我那时的好朋友晓虹，就住在“东风民小”斜对面的武装局家属院里。我们常常一起上下学。放学后我有时去她家写家庭作业，又认识了她父母、哥哥和姐姐。偶尔玩得“乐不思蜀”，母亲就到她家院里喊我回家吃晚饭。
每天的课虽然排得满满的，课间十分钟尚可休息。除了语文和数学，其他比如音乐、体育、自然、还有后来增加的公民课等等，因为不是升学考试科目，更像是学校安排的必修兴趣课。同学们在课堂上互相了解，顺便学一些知识，无意中为培养学生之间情感提供了良机。现在学校教育处处呼吁要关注“social emotional learning”（社会情感学习）——或许少安排一些压力过强的课程，学生自然就有机会培养社会情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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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的重庆荣昌县城
摄影：申展
考上“荣昌中学”是作为学生的我完成的第一件大事。从小学升入中学，我的学习生涯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荣昌中学始建于1902年，追根溯源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1901年清政府败于八国联军，签订《辛丑条约》割地赔款之后，中国各地纷纷建设新式学堂，以求教育兴国。当时在道光十三年（1833）县令曾灿奎所建的考场旧址修建了县立高等小学堂，这便是荣昌中学的前身了。1989年我从县昌元镇玉屏小学毕业之时，这个学校经历了各种变革，撤销了小学，并入了后来的县立女子中学，成为只有初中和高中的“四川省荣昌中学”。我就读的初中部每个年级只有两个班，总共不足一百个位置。由于学校1988年被评为四川省重点中学，比起县城里其他两所初中——大东中学和荣昌三中——地位提升了不少，所以“小升初”的时候就得通过考试招生，竞争也比较激烈。能顺利考入荣昌中学，可算是我学习生涯当中的第一个“成就”。
跟“玉屏小学”相比，中学校园大了很多。学校有前后两个校门，里面分布了三栋教学楼，一栋实验大楼，一栋教师办公楼，还有风雨球场、食堂、学生宿舍、教师楼，等等，不一而足。大部分教师住在校内，一部分高中生从附近的乡镇考入，平时住校，只有周末和节假日回家。校园充分体现了荣昌地处丘陵的特点，顺势高高低低，有的教学楼坐落在小丘顶上，有的从低洼处升起。几个形状大小各异的操场，分布在这些建筑之间。学校甚至有一个露天游泳池，不知何时修建的，我入学的时候已经是一个浮萍泛滥的死水池，很难看地被闲置在学校中心。游泳池被一小圈植被繁茂的小丘环抱。某一年一位校长努力筹建了一个古色古香的八角亭，雕栏画栋，飞檐翘壁，取名“乃夫亭”，以纪念荣昌的一位抗日烈士柳乃夫。2023年秋我回母校，这个“乃夫亭”仍然矗立在原地，周围树木更茂盛一些，二者天然一体，相映成趣。那个无人看管的游泳池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有一年一位教师的小孩不慎落水溺毙池中，学校痛下决心，将其填平了。
我刚入学的时候在“五大楼”上课。那是坐落在一个小丘之上的一幢三层小楼，米黄色的外墙，掩映在门口一株挺拔茂盛的法国梧桐后。一层两个教室被我们初一两个班占据，狭窄的木楼梯上去是音乐教室和画室。音乐教室很普通，只多了一架旧风琴。音乐老师个子很小，刚从师范院校毕业，讲课的声音常常被底下学生们的聊天淹没，无可奈何之下只好闷头弹风琴，任凭学生打闹嬉戏。画室里面则摆满各种石膏像、蜡做的水果、各种颜料……几个专攻美术的高中“特长生”在里面支些画架，上面摆放着未完成的人像素描、水彩花卉，或者画着绿色玻璃瓶和水果的油画。画室向学生开放，我“近水楼台”，一度很着迷，放学之后就泡进去。虽然无人指导，仍依样画葫芦，煞有介事地练习静物写生，连晚饭也懒得回去吃。“五大楼”本身虽然平淡无奇，但印象中有种特别优美的氛围，跟这些课也不无关系吧。
初中课业繁重不少，第一堂“早读课”学生七点就得到校，在教室里自由朗读，一三五读语文，二四六读英文——那时我们一周上六天课，只有周日一天休息，“双休日”是后来的新规定。早读课上老师不授课，大家可以选择自己朗读的内容，听上去大致都是“咿咿哇哇”的朗诵声，随便聊天的自然不少。我倒是渐渐喜欢上了朗读，除了读课本上的文章，还找些自己喜欢的唐诗宋词，抄写在一个特别的小本本上，大声背诵出来。英文是初一才开始的新科目，早读课上正好可以练习发音，后来也诵读《新概念英语》上的小短文。那时教室里除了桌椅，什么音响设备都没有，我们只能凭记忆乱七八糟瞎念一通。“早读课”初中和高中都有，此时若来到校园，真可以感受到“朗朗书声”。我后来到美国中小学教中文，发现学生们都不习惯“念”书，还觉得是咄咄怪事呢。
初中班里有不少我的小学同学，还有从县城其他小学，比如“师范附小”，“后西街小学”，“东风民小”等等考进来的同学。一个班42个学生，只有一个是从附近的安富镇过来的，跟高中生一样住在学生宿舍里。安富镇离荣昌县城那时有一个多小时车程，已经是了不起的距离。学校的女生宿舍建在食堂旁边，是一幢三层的砖楼，一般八个女生一间宿舍。房间里除了四张上下铺，只够在中间放一张窄窄的木桌，条件并不特别好。我对住校生活很好奇，常常跑来串门，还喜欢去学校食堂吃“大锅饭”——母亲只偶尔允许我去吃，毕竟家里的饭菜要好很多。但我对不是自家的生活都充满了新鲜感：虽然“大锅饭”乏善可陈，可是跟同学一起吃饭充满了无限乐趣！我的好朋友晓虹也进了“荣昌中学”，不过她在“一班”，我在“二班”。虽然有些遗憾，但我很快认识了很多新朋友，这点小遗憾也就抛在脑后了。
我从小学开始一直比较喜欢语文，跟母亲是语文老师，碰到的班主任也都是语文老师不无关系。小学班主任郑老师，教我的时候刚从大学毕业，教得怎么样我已经忘了，但她笑起来和蔼可亲，脸蛋上有一只酒窝，直到现在想来还很熟悉亲切。初中的班主任蓝老师比较严厉，学生们有些敬畏，但她上起课来总是很带劲。我们学习陆游的诗句“铁马冰河如梦来”，她讲得兴起，就在黑板前模仿骑兵过河呐喊。她那时四十出头吧，个子不高，微胖，乌黑的头发盘成一个髻在脑后，眼睛闪闪发亮——现在老师可以轻而易举在网上找到一个制作专业的短视频放给学生看，可要我说，还是她那个样子给人的印象更深刻。
初一开始的英语课我也一下子就喜欢上了。我的第一位英文老师年纪不小了，据说是西南师范大学毕业的，去苏联留过学，总穿一件有四个口袋的灰蓝色“中山装”，总是坐在讲台后面上课，我们看来有点“留学生”的派头。第二位方老师是从当地师范大学毕业之后刚分配到学校的，圆圆的脸上架着一副黑框眼镜，披肩长发梳成个小辫子，性格活泼很多。他们教的英文都是英式英语。我到了美国，一张口说英文，就会有人问我：你去过英国吗？为什么有英国口音？没人相信我的英文老师都从来没去过英国。
相比之下理科都是我的弱项。从小学起我就对数学不太感兴趣，但因为是升学必考科目，所以只得硬着头皮学习，好在小学数学都很基础。初中开始不仅数学难很多，还增加了物理、化学、生物等等科目，都属于理科的范畴。我平时上课还算认真，也会找些练习题自觉巩固，所以大小考试还勉强过得去，不过完全不像语文和英语，满怀兴趣地补充课外学习。我从识字开始就喜欢上了读书：一开始是连环画，主要情节由一帧帧手绘画儿展现出来，每帧画下一两句简单的文字介绍情节。那时县城大街上有专门出租连环画的小生意，给几分钱就可以看一本。后来渐渐看只有文字的，像《读者文摘》之类的杂志啦，中外小说啦，人物传记啦，等等。印象很深刻的有法国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雨果的小说，以及后来非常喜欢的《飘》。“五大楼”里有一间不大的阅览室，那里好看的书很少，我去了一阵子觉得索然寡味，就再也没去过了；县城的“新华书店”和护城河桥头的报刊杂志亭倒是没少光顾。课外接触英文的机会很少。“新华书店”除了卖一些学习类书籍如《新概念英语》之类，几乎没有别的材料。好在那时流行的英文歌曲已经制作成一盒一盒磁带出售了。我缠了母亲很久，终于以“练习英语听力”的名义买了一个“爱华”牌小录音机，可以放各种磁带，也可以录音。我欣喜若狂，第一时间把用压岁钱买来的迈克尔•杰克逊的磁带听了整整一个晚上。理科类的课外书籍几乎闻所未闻，当然可能也与我的兴趣相关：我去书店，从来没想过要找跟理科相关的课外书籍。所以除了在人物传记里看看像居里夫人之类的故事，我对于理科的接触，就仅限于课堂和自习课上的练习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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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我已经很明显地偏爱文科，到了高二文理科分班的时候，我选择了文科，似乎是情理之中的。当时我的好朋友何为和黄平都在理科班，我还是犹豫了一下。要是那时选择了理科，我现在生活会是什么样呢？
1977年“文革”之后恢复高考就有了“文史”与“理工”的划分。“文史”包括语文、数学、史地（历史和地理）和政治；“理工”则包括语文、数学、理化（物理和化学）和政治。到1995年我准备高考时，已经改成了“3+2”的模式：语文、数学、外语是三门必考主科，文科加考历史和政治，理科则增加物理和化学。后来高考经历各种改革，到2023年，有的地方采用“3+3”模式，即“语数外”加三门选考科目，“语数外”按150分计，其他三门科目按100分计；有的地方选择“3+1+2”，除了“语数外”150分计入总成绩外，另外三门选考科目按不同权重计算；还有的地方干脆是“3+X”，“语数外”加“文科综合”或“理科综合”。高考试卷后来也出现了“全国卷”和“北京卷”、“上海卷”、“天津卷”等等不同版本，让人眼花缭乱。
我准备高考那年仍是全国统一考试：虽然考试由地方各级教育部门组织，但全国都用同样的试卷，统一在7月7、8、9号三天考试。为了迎接这三天，我们高三学生的生活极为紧张单调：早上一节早自习，然后一整天满满的各类考试科目课程，晚上两节晚自习，回到家里还会继续把没做完的练习题完成，常常要到11点以后才能睡觉。文科班高二通过“会考”——就是省里举办的各科统一考试，及格就可以拿到高中毕业证，题目不难，而且不计入高考，所以对于准备高考的学生来说算是“小菜一碟”——就不再继续开物理、化学之类的课目，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准备高考了。反过来理科班的学生也从历史和政治课上解脱了。就算是高考科目，高三也基本不再学新内容。老师一般在高二就加快进度把所有内容上完，以便高三集中训练：各种周考、月考、摸底考、模拟考试，等等，让学生们翻来覆去强化练习，以备战七月的高考。对于大多数县城的学生来说，参加高考，进入理想的大学，是离开县城，到外面的广大世界闯荡最可靠、最有前途、也最能得到家庭与社会支持的途径。
对于我来说，这也是唯一的途径。从小学开始，父母时不时就会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家里没什么钱，也没有后台，只有好好读书，上好学校，将来才能有出息。对于什么算“有出息”，父母只很朴素地定义为今后能自食其力，有一份体面的工作，如此而已。进入“玉屏小学”那两百元“转校费”，可能是我学生生涯中唯一一次“高价学费”。后来上初中和高中，我都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不需要家里额外缴费入学。高二进入文科班之后，我在学业上更加突出，常常在年级前三名之列。根据“荣昌中学”历年高考的记录——校园板报墙上就贴着近年升入重点大学的往届毕业生照片——这个成绩升入重点大学应该是很有希望了。不过高考是“独木桥”，是“背水一战”，高中三年的学习，每个科目就看那120分钟的考试。是否能被大学录取，高考分数就是唯一的标准。所以在高考结束，各个大学最终公布录取分数线之前，大家都不能掉以轻心。
参考网上可查数据，1995年全国有235万学生报名参加高考，最终只有93万人（37%） 成功挤过那座“独木桥”。然而重点大学，特别是名牌重点，录取率远远低于这个平均水平。比如2023年，全国有1293万考生参加高考，北京大学本科部总共录取4483人，其中通过高考考入北京大学的内地普通本科生只有3018人——用大浪淘沙来形容进入中国重点名牌大学，犹显不及！除此之外，每个大学在各省招收的学生也有不同的名额限制，而且因为各种错综复杂的原因，与各省参加考试的总人数并不成比例。再看看2023年，全国人口大省四川有60万应届毕业生，北京大学计划招收70人（含医学部23人）。北京市有5.8万人参加高考，北京大学的本科招生计划指标则为167人。虽然成功率都很小，对于四川学生来说，北京大学更可谓比“海市蜃楼”还渺茫！对于中国学生来说，“北大”与“清华”代表了高等院校最神圣的殿堂。“北大”的文科享有盛誉，“清华”则以理科闻名。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很多著名的大学分布在全国各地。北京、南京、上海等城市由于地理、历史和经济的优势，是高等学府云集的地方。除此之外，一般省会城市也聚集了当地最好的高等教育资源，比如成都、杭州、武汉等等。还有一些城市，像重庆大学所在地重庆，浙江师范大学所在地金华，也聚集了不少让人向往的大学。这些知名重点大学的录取率虽然不像“北大”或“清华”这样，但高考之路，近年来用“惨烈”二字来形容，可能也不为过！
甚至有考分不低，依然落榜的情况。那时我们可以填报三个志愿，大学首先在填报“第一志愿”的学生中录取分数合格者，如果仍不满额，才从“第二志愿”申请者中选取。“第三志愿”只能算作充数的。一般说来，这三个“志愿”按照大学录取分数线的高低来分配：“第一志愿”的分数要求最高，“第二志愿”其次，“第三志愿”最低。如果考分达到了“第一志愿”的录取分数线，大概率可以如愿进入自己最理想的大学。但如果第一志愿落选，第二甚至第三志愿的学校都已经招满了学生，即使分数相对不低，也可能因为填报志愿“失算”而名落孙山。学校有一个“复读班”，招收落榜学生，或者希望复读一年考上更好大学的学生。但对于大多数应届毕业生来说，“复读班”是个不可考虑的选择。
六月之后，渐渐进入盛夏。教室里学生一排排坐在自己的课桌旁，头埋在成堆的练习题后面。头顶的风扇“呜呜”地吹，大家大汗淋漓地做练习，有点奋不顾身的味道。那是我对高三学习最后的记忆了。还有几个星期就高考了。这时传来消息：我被保送入北京师范大学了。
保送生的制度新中国从1985年开始试行，1988年国家教育委员会正式颁发《普通高等学校招收保送生的规定》，确定当年包括北京大学在内的52所全国普通高校可以面向全国招收极少量的保送生。这些学生由当地学校推荐，经大学考察通过，可以免予参加高考直接被大学录取。“荣昌中学”是省级重点中学，当年有几个报送名额，学校根据模拟考试综合排名，推荐了几名成绩优异的学生，我就是其中之一。
填报保送申请的时候我并没有抱太大的希望，毕竟高考准备了这么久，对于可以考上心仪的学校也信心满满。而且虽说是“保送”，也不是百分百有保证：学校只管送，但申请也可能被大学拒绝。不过既然给了我这个名额，接受保送生的学校里面也有不少著名的大学，还是很有吸引力的。
我从来没去过北京，一心想去北京上大学。北京对于高中的我只是书本上的概念，或者影视里的图像。小学课本里天安门上总悬着一个毛主席的侧身像，光芒万丈——虽然课本都是黑白的，但并不妨碍我把它想象成闪闪金光。我从小在当老师的母亲影响下长大。母亲一家人，我的外公外婆，舅舅和小姨，都是中小学教师，所以也不知不觉受了教师家庭氛围的感染，立志要上中国最好的师范大学。这两个条件加起来，我的首选就是北京师范大学了。
北师大恰好在招收保送生的大学名单里，有好几个专业可以填报：中文系，包括汉语言文学和对外汉语专业；教育系，包括教育管理专业；还有法学系。保送志愿只能填一个。我对文学情有独钟，又觉得当律师也是挺不错的职业选择，我也恰巧能言善辩。正在犹豫不决之时，父亲发话说可以考虑试试教育系——起因是他在大街上偶然碰到在县文化局工作的老熟人，问起我的保送志愿，一口断言教育管理不错，以后可以当校长。而且北师大的教育系，可不是全国最好的吗？那时因特网尚未出现，雅虎之类的搜索引擎闻所未闻，参观校园更想都没想过。学校提供的大学咨询主要是在一间教室里满满地挂了各个大学寄来的招生海报，这些学校和院系在细细的绳索上晃悠，感觉跟未来好像没有太大的关系。我想想教育系也不错，就填教育系吧，只要能去北师大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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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2023年
摄影：申展
1995年8月底的一天，我和父亲站到了北京师范大学的南门口。
出租车司机把我们放在大门口后便扬尘而去。我们父女俩扛着不多的行李来到了师大主楼前。那时北京的很多大学都有一幢“主楼”，虽然并不很高，但庄严而巍峨，因为五十年代修建的时候受苏联影响极大，线条简洁粗大，灰黄的色调呆板中透着凝重。我们正在门口台阶上寻思，偌大的校园该往何处去的时候，几个穿着白衬衫的高年级男生骑着自行车从我们面前一路高声笑着，轻快地“飞”过去了，留下一串清脆的铃声：这便是我对师大最初的印象了，好像初恋一样，满是青春的、阳光的、充满蓬勃朝气的图画，几十年之后仍然是这样。
北师大历史悠久，前身是1902年成立的京师大学堂师范馆，1923年更名为“北京师范大学”，是中国第一所师范大学。后来北平女子师范大学、辅仁大学等先后并入，形成了今天的北师大。我入校那年，人们一提起北京的大学会说“人北清师”，就是指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北师大。北京是全国高等学府最集中的地方，有名的大学不可胜数。我听到别人这样把北师大跟其他三所名校并列，小小的虚荣心美滋滋的。北师大主校区在新街口外大街、北太平庄和铁狮子坟一带，出校门就是繁华闹市，交通虽然方便，但校园少了扩展的空间。不过对于我来说，北师大校园有一种北方少有的秀美：笔直宽敞的校园大道两旁种植了高大的杨树、柏树和银杏。春天杨絮飘飘、夏日绿树成荫、秋天金黄的银杏飞舞，冬天则是寒鸦成群栖息的好地方。除了各种教学楼，学生宿舍和操场等等，我还喜欢校园里一些景致小巧的地方：比方数学楼和物理楼之间的花园，种了许多核桃树，我常常带了英文书去那里大声朗诵，也没有人觉得奇怪；还有图书馆附近的凉亭，里面矗立了一个不大的纪念碑，用以纪念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女学生刘和珍君，她1926年在抗议军阀的学生运动中遇害，年仅22岁……我入校的时候许多建筑都有五十年代的痕迹，很有历史沉淀的氛围。后来学校慢慢增添许多新的建筑，苏式的主楼也拆掉了，代之以更新更高大的当代建筑。我现在每有机会都会回师大看看，但越来越不认识了。
我在师大教育管理专业读了四年本科。大部分课是本系的学生一起上，学校组织的各种文体活动，比方“一二•九合唱”、校运动会等等也都以系为单位，所以除了本专业的同学，与同系的教育学、幼儿教育专业的学生也很熟。教育系学习的压力并不很大，有很多时间可以自己去图书馆、阅览室读自己喜欢的书籍。我跟很多同学一样，大一就开始寻找打工的机会——做家教是最普遍的；假期的时候也做过市场调查、编撰书籍、翻译之类的零工——有些收入当然好，而且也算是开始接触社会。我仍心心念念自己喜欢的中国文学，甚至偶尔逃了教育系的选修课去中文系旁听中国古代文学——我看到一个女生在课堂上泡方便面，热气腾腾地坐在过常宝教授的鼻子底下，对中文系的开放自由大为惊讶！在选择研究生专业的时候，我因为大学几年成绩优异，再一次被教育系保送。本来我还犹豫要不要考中文系研究生，恰好自己特别喜欢和敬佩的史静寰教授招本系推荐的保送研究生，我就留在了教育系，继续读比较教育专业。这个选择可以说让我确定了今后学业和职业的方向。后来我考GRE和托福申请哥大教师学院，选择了教育人类学，也都跟比较教育密不可分。
史静寰教授给我们本科生上比较教育课的时候，刚从北美结束做访问学者回到北师大，是当时教育系少数几位英文极好的教授之一。在她的比较教育课上，我更多地接触了原版英文教育资料。做了她的研究生后，除了上课，更大收获的是在她的带领下做了些研究课题，并直接参与到一些国际教育交流项目当中去。虽然那时作为学生，只是跟着国外来访的教授们，为他们在访问期间提供一些帮助，或者在会议上做做翻译，但都是极好的锻炼。史老师独立知性、思维犀利、做事干练，都深深地影响了我。史老师对自己的学生也极爱护，一到节假日就把研究生和博士生召集到自己家里，亲自下厨做一顿家宴，所以学生之间也极融洽，亲切地称自己为“史家军”。这种氛围，对于只身从重庆一个小城市到北京来求学的我来说，它的意义甚至大过学习本身。现在回想，这可能也是为何多年以来，我一直觉得史老师和“史家军”那么亲切的重要原因之一吧。因为它的存在，北京于我不仅仅是学习生活的地方，更是一个温暖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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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北师大读书的时候，可没打算有一天走出国门。而如今，我从TC毕业已经有近二十年了。
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的热潮，在我上本科的时候就已经蔚然成风。大四有一位极优秀的同学放弃了教育系保送研究生，申请到了美国的学校，是我的同学当中第一位留学生。到我读研究生的时候，留学之风更胜。我的好友为——她从南京本科毕业之后，顺利考入北师大经济系，我们高中毕业四年之后又在北师大的校园里重逢，同窗三年——也准备考GRE和托福，而且拉着我一起备考。GRE全称是Graduate Record Examinations，是申请绝大多数北美研究生院必须通过的考试，考察学生在学术语言理解、逻辑数理、批判性思维等方面是否达到了在美国和加拿大等国进行研究生学习所必需的水平。由于考试的难度很大，特别对于英语非母语的考生，看懂充斥着艰涩的学术生僻词汇的题目本身就是一道难关，所以备考GRE的过程相当枯燥紧张：我们跟大部分中国考生一样，报了“新东方”考试培训中心，每个周末去座无虚席的大礼堂参加培训。GRE考题的三部分各由一位老师负责讲解，老师站在礼堂舞台上用话筒给几百个考生一起上课，主要是分析以往试卷和模拟考题，传授考试（含猜答案）技巧；平时自习则在图书馆里，埋头做“新东方”出版的各种训练题集。传说“新东方”的几位创始人为求制作“真题”练习，曾把GRE考卷偷偷带出考场。后来考试变成了“机考”，又屡次参加考试，生生把考题记诵下来。这种严谨和弃而不舍的作风固然可嘉，可是大有侵犯考试版权的嫌疑，后来也的确被GRE考试的版权方ETS（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起诉。不过届时成千上万的中国考生已经帮助“新东方”成为中国最大的留学培训机构，也在“新东方”的帮助下拿到满意的考分，走出了国门。
GRE从1936年在四所美国“常青藤”大学：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和哥伦比亚大学开始，与中国自隋朝就建立的科举考试相比，自然“年轻”了许多。但对我来说，由于大学和研究生均被保送，我学生生涯当中参加的最重要的标准化考试竟然是美国的考试，真是有些意想不到。2001年那个夏天，我在师大图书馆汗流浃背地备考了两个月，结果最有把握的“词汇”（vocabulary）考得很差，“逻辑”出人意料地拿了高分，我一直以为的弱项“数学”竟然是满分——不过经过各种考试千锤百炼的中国考生对GRE的“数学”部分一向不齿，觉得跟中国的数学考试相比简直小儿科，不拿满分的统统算作不及格。拿这个结果去申请美国的大学，我一点把握也没有。但既然考了，试试又何妨呢？而且心高气傲的我，除了当时USA Today排名最高的五所教育学院，其余的一概没有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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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认的中国留美学生第一人是容闳。他1847年赴美留学，后考入耶鲁大学，是史载第一位从美国一流大学毕业的中国人。容闳1855年回到中国，在他的倡导和努力下，中国清朝政府成立了“幼童出洋肆业局”，并从1872年开始，分4批派遣了120名平均年龄不到12岁的小留学生赴美留学，“师夷长技以制夷”，成为洋务运动中的一部分。这个“幼童留美运动”虽然于1881年终止，120名小留学生中的94名悉数回国，但当中也不乏像铁路工程师詹天佑、晚清外交官刘玉麟、民初国务总理唐绍仪等学有所成之人。容闳的晚年著作《西学东渐记》（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是中美历史和教育交往影响深远的著作。他虽入籍美国，但一生心系中国，投身洋务兴国，维新变革，并支持孙中山的革命，直至在美国康州去世。
自容闳以来，中国学生源源不断地来到美国。到了2002-03学年，有近6万5千名中国留学生分布在美国的各个高等院校，其中研究生院在读学生过五万人，本科生不足一万人。我就是那年五万多研究生里的一员。
我在TC学习教育人类学，属于International and Transcultural Studies （国际与跨文化研究）这个大系，在TC的编号是ITS。系里几位最有声望的教授包括Lambros Comitas, 以拉丁美洲加勒比地区的人类学研究著名；George Bond，研究非洲殖民后时代的社会建构与文化认同；以及Hervé Varenne——这位出生于法国的人类学家，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把美国作为研究对象，并将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延伸到学校内外。由于本系的教授里没有中国学家，Comitas便建议我去一街之隔的哥大人类学系找Myron Cohen教授。哥大是美国人类学家Franz Boas（1858-1942）大力提倡的“文化人类学”的重要阵地，激烈反对“欧洲中心”人类学主流对于种族和文化根据天然“优劣”进行等级划分的传统，并培养了一批著名的女性人类学家诸如Margret Mead和Ruth Benedict。Mayron Cohen教授早年在台湾做人类学调查，专门研究中国文化中家庭、经济与国家、社会等等文化人类学的经典课题。
我在TC上学并不一帆风顺：一方面要适应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中的研究性学习，教授讲的听得似懂非懂，课堂讨论节奏很快，特别是学生讨论的环节，自己的英文根本反应不过来，对学习本身感到比较受挫；另一方面经济压力也让人沮丧——2002年的时候TC一个学分收费725美金，国际学生每个学期要求修满12个学分。TC给我提供的24个学分奖学金，乍看上去有一万七千多美金，非常可观，实际上只能抵消第一年的学费！那时碰到在TC上学的中国留学生，谈论最多的话题就是哪里能找到打工的机会。早年的许多中国留学生都有在餐馆打工的经历，我自己成了纽约的中国留学生后，惊讶地发现，在学校之外打工算非法！
国际学生到美国所持的F1签证——也就是2002年那个夏天美领馆递给我的签证——只允许读书，以及校内的一些助教和助研的工作。毕业时国际学生一般可以拿到OPT（Optional Practical Training），允许在美国逗留一年，寻找实习或者工作机会，是获得合法H1B工作签证的过渡期。由于每年H1B签证申请者大大超过移民局发放的名额，很多学生即使找到工作，也未必能成功拿到H1B签证，只能在OPT届满之时另谋出路——要么回国；要么申请另一所学校，转回F1签证，等待将来的契机；要么跟美国公民结婚直接申请绿卡，“美国永久居民证”——这算是跳过H1B最简捷的方式了。不论哪种，只要仍持F1学生签证，在校外都不可能找到合法的正式工作：在“中餐馆洗盘子”之类的零工，属于美国社会心照不宣的弹性地带——合法或非合法进入美国的移民，通过这些“非法”零工，一方面为某些行业提供美国经济所需的廉价劳动力，一方面也获得了些许经济来源，解决初来乍到美国的生活所需。
在TC安顿下来之后，我在曼哈顿上东一个中餐馆找到了一份“收银”的工作——这个工作要收费，接听外卖电话，记录外卖单传到厨房，并准备好送外卖的包裹。因为需要用英文跟顾客沟通，并用中文写菜单给厨房，对语言要求比较高，所以每个小时还能有15美金的收入。为了找到这样的工作，我很书呆子气地到“法拉盛”一个学校上了几个星期的培训班，拿出上大学的劲头学习中餐行业做“收银员”和“服务员”的知识。几百大洋学费比我半工半读的好几个月收入还多！
好在暑假开始之后我先是在TC图书馆找到了一份工作，后来又在哥大“东亚系”申请到了做中文助教的工作，每个星期有20个小时的“合法”收入，才解决了最基本的生活所需。不过我在中餐馆打工，借机也采访非法打工的中国移民，做人类学田野调查——中餐馆里，从厨师到外卖小哥，几乎都是非法移民——对于中国福建沿海有组织的“偷渡”有了一次深入的了解，也接触到了自己从来不曾想象过的世界，并把结果写入了TC教育研究生的毕业论文。论文答辩那天，一位教授问道：“既然非法打工明目张胆，警察为什么从来没有直接闯进中餐馆带走那些非法移民呢？”
我正瞠目结舌之时，Comitas插话进来，
“那是午休时间，警察不工作。”
大家一哄而笑，这个问题就没人再追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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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TC终于尝到了“学习吃力”的滋味。
一般传闻中国留学生在美国，一般勤奋好学，成绩斐然，拿“A”不在话下。正式开学后第一个星期，我的自信就遭到了严重打击：Comitas讲起课来，喉咙里好像有个小风箱，十个词里有六个都含混不清；Bond铿锵有力，擅长引经据典，但所引著作我这个半路出家的“人类学生”闻所未闻；Varene法国口音充斥了艰涩的GRE词汇——考GRE之前反复记诵的那些生僻词诸如“ameythst”（紫水晶）之类，以为一辈子都不会再遇到，结果在人类学课上频频出现。同一年进入我这个专业的学生，只有我一个中国人。外国留学生里有一个牙买加的美女，英文说得比任何人都快；一个意大利人，已经在南美开展了一些关于政治冲突的研究；还有一位来自南非的同学，上了一个学期之后就怀孕了，——我直到现在还很好奇她怎么坚持下来的。
除了语言，更要命的是适应美国的学习方式。作为一所一流的研究学院，TC对于最终获得学位有很严格的要求——除了完成论文答辩，哲学博士生要求修完75个学分的课程，教育博士生则要求完成90个学分。至于如何完成这些要求，则需要学生各显神通，摸索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学生当中，许多是在工作之余辅修学位，这个过程可能相当漫长。只有国际学生因为F1签证要求，大多是心系打工的全职学生。系里没有一开始就为学生指定导师，需要上完两年的专业核心讨论课后再确定。这样的好处自然是学生与各位教授可以有时间相互了解，但也可能掉入一种“游离”状态，两年之后不知“云游”何方了。
所有的学业中，让大家都倍感压力的是每周一次的专业核心讨论课。第一学年每次课上教授会指定一本人类学或者社会学著作，由两位学生做主要读书汇报，接受系里几位重要的教授、副教授，和所有学生的轮番提问。到了第二学年，学生们得选好自己的研究论文，并在学期结束之前完成课堂讨论。这个过程跟博士开题报告差不多，只有通过这门课才能继续接下来的博士生资格考试。
三个小时的课有时很沉闷，大家的讨论我也并不全能明了；自己一开口就觉得词不达意，周围的同学教授面面相觑，好像我突然不合时宜地闯进了一个热闹的party；要只是听听，三个小时下来也难以集中精力——教室里总共二十来个人，也不好坐在角落里打瞌睡：难为情不说，自己万里迢迢交了725美金一个学分的学费，虽然不是唯一的“高价生”，这样浪费可是真说不过去！不过那些涂尔干、韦伯、列维•斯特劳斯们的九鼎之作，实在艰涩，不光我这样的国际学生觉得难，美国同学也颇觉不易。大家一开始都处在“游离”的状态，索性下课之后相约去学校附近的酒馆Amsterdam Cafe小聚，八卦各位教授，交流心得，摸索通向毕业的可行之路。
这样一路挣扎着学习、打工，我在2004年拿到了足够的学分之后获得了TC教育硕士学位，我的学位之路就此为止了。学习和工作不能两全，我最后选择了工作，在长岛一个私立学校做了一名中文教师——那时在美国中文教育方兴未艾，我再次承蒙好运气，打开了在美国的职业生涯：我在哥大东亚系做中文助教的时候，并没有想到几年之后的这个机遇。如今每每想起未竟的博士学业，仍然十分惭愧，有壮志未酬之感。后来碰到有人不明底细，看到我的Senior Vice President（高级副社长）的头衔，将我客气地称做“Dr.”，就会大大的惶恐，好像被人戳穿了西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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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毕业典礼，纽约
摄影：申展
教育的确改变了我的命运。一个人出生，总有许多与生俱来的东西，我们很难改变，比方说个人的特质、自己的家庭、所处的时代与文化。就好像一粒种子，播撒在什么地方，这是种子本身无法选择的。种子也无法选择自己是一颗豌豆，还是一粒橡果。但人跟别的种子不一样的是，构成人的上万个基因，在纷繁芜杂的社会中，可以呈现出无穷的可能性。我们最终只能实现一种可能。对我来说，教育给了我选择这种可能的机会，让我在这个过程中，感受到自己对于命运的把握——机遇的成分当然也很大，但对教育的诉求，让我坚定地相信，我是自己命运的主人。
现在回想，像我这样普通家庭的孩子，能从四川一个小县城走到TC，跟中国已经开始的经济发展和留学热潮是密不可分的。虽然TC的学费昂贵，终归是“咬咬牙”可以挺过来的（当然还要加上因为懵懂无知的大胆）。2010年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的数量持续激增，而且越来越趋向年轻化。2014-15学年，有三十多万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其中本科生十二万四千名，首次超过了研究生的数量。这个数字继续增长，到新冠爆发前的2018-19学年，中国学生在美国的总数为372，532，为历史最高。我只是这个潮流在成为滚滚大浪之初的一滴水罢了。教育给了这个机会，让我汇入到中国二十一世纪初留学的浪潮当中。
我至今无法干脆地回答，当年为什么要选择出国：家里从来不曾给过我压力；我自己也不像准备高考那样，有“背水一战”的决心。北师大研究生毕业之后，若留在中国工作，也是相当不错的选择——在接下来的二十年中，中国经济的腾飞，让相当一部分人真正实现了“小康”；政府推动的“扶贫”，也让世界刮目相看；我的许多同学和朋友，都是中国速度发展的见证者和亲历者。有一小部分人因为政治或者宗教的原因，不得不离开中国，这个跟我也毫不相干。若说因为对“外面”的世界很好奇，加上机缘巧合，我就来到了美国，听上去有些匪夷所思，——这么一个改变人生方向的重大决定，怎么可以这样草率呢？但我挠破头皮，就是想不出更好的理由。
2024年4月21日于纽约Astoria
部分参考资料：
Teachers College 历史History | About | Teachers College, Columbia University
John Dewey, My Pedagogic Creed: John Dewey My Pedagogic Creed (pragmatism.org)
"The Cross-Fertilization of Culture". The Function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Paul Monroe, News Bulletin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1928 "The Cross-Fertilization of Culture". The Function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on JSTOR
Liping Bu, In book: North American Scholars of Comparative Education: Examining the Work and Influence of Notable 20th Century Comparativists (pp.23-36)Publisher: Routledge (PDF) Paul Monroe (researchgate.net)， 2019
中国国际学生数据来自IIE Open Doors (opendoorsdata.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