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威大街的住所，纽约Astoria，2021
斯坦威(Steinway)大街在纽约皇后区的Astoria，是我曾经居住过的地方。
2008年到2021年，整整13年，我住在斯坦威大街最北端一栋两层小楼里，铜做的门牌2017钉在大门的门楣上。门口就是Q101公共汽车站，一直可以坐到曼哈顿61街我上班的地方。对门有个俱乐部，叫Central，平时很安静，一到周末晚上就排起了长队，来往的出租车更把门口堵得水泄不通。春天到了，天气转暖以后，会有年轻人大晚上飙摩托车，声音很大。我曾经给纽约市政府市民投诉电话311留言反映这个问题，可是无济于事。大街再往北是一片安静的库房，著名的“斯坦威钢琴”工厂仍坐落其中——斯坦威大街其实以这个工厂命名的：早年移民过来的德国工人就住在附近的宿舍楼里。如今移民的后代们已经不知何方，当年的宿舍楼也早已易主，不过楼里住的仍然是移民，倒是几乎可以确定的。
楼下1A曾经住着房东希腊人Frank，一个身材高大，和善的老头。妻子去世以后他一个人住，负责房子的维护、管理房客，等等。 楼下的另一个公寓1B，住了退休的Bill，还有他成年的女儿Cynthia。1B非常小， 只有一个房间，我很好奇Bill和Cynthia怎么在那个公寓里共同生活。但整整13年他们从来没有邀请我进去过，我的好奇心只好一直悬在那里。二层的两个公寓我都住过：2008年我刚从纽约长岛搬到Astoria时，Frank正好在出租那个小一点的一居室2B。我一看觉得一个人住已经绰绰有余，立刻告诉Frank我要租下来（当然租金便宜也很重要——我当时刚从长岛的一所私立学校换到纽约曼哈顿的一个非盈利机构工作，年薪还少了几千块！）带我去看房子的中介，一个短头发的希腊人，问我是不是带了必要的文件，比方说信用记录，年薪证明，还有最最重要的，押金——通常是一个月的房租，而且要么是现金，要么是银行开具的现金支票——我有备而来，把材料一一给了中介，让她笑得合不拢嘴。斯坦威的2B，就这样当场租了下来。
Frank去世以后他的女儿Marina接管了房子，一天问我是不是有兴趣搬到对面的2A去，因为原来的住户，几乎从未谋面的邻居突然决定搬到佛罗里达去了。
那是2011年。母亲和继父当时正好在纽约，他们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我出国多年以后来美国看看。我们一看这个公寓，都立刻喜欢上了：不仅更大，更明亮，而且屋子的尽头有一个很大的阳台，从那里可以看到好几个院子。Astoria的很多房子都是这样：大门临街，有的带一个小小的花园；房后通常有一个院子。我们站在阳台上，看着九月阳光下Frank的院子，他去世后，由于疏于管理，各种野生植物正茂盛地生长；邻家修葺整齐的菜棚；另一个邻居家不大不小的游泳池；一只黑白相间的野猫，躺在对面一栋年久失修的小楼台阶上晒太阳；尾巴蓬松的松鼠，踩着横跨院子的电线，深一脚浅一脚敏捷地从我们眼皮底下过去了……只看了一眼，我就已经开始想象自己在阳台上搬弄花草，或者种点蔬菜水果什么的了。一问月租，不过贵了100块，我又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Marina慷慨地给我一个月时间从房子的这一头搬到那一头。那是父母在纽约的最后几个星期，他们趁我上班的时候，把家具一点一点搬到新公寓去。我白天上班，晚上回到家就会发现，这天卧室搬过来了，那天厨房也过来了——在我们把最后一个箱子搬到新居，跟对门的一居室彻底道别之后，我邀请了住在附近的朋友过来聚会，母亲和继父则趁我白天上班一起坐了公车去法拉盛的中国超市采购，并拿出一家之主的架势，为大家做了一顿丰盛的川菜。
2A要比原来的2B大很多，于是我开始关注纽约的旧家具商店，发现了一个叫做“Housing Works”的旧物店。Housing Works在曼哈顿有好几家商店，专门出售二手书籍，衣物，家具，也包括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常常让我流连忘返，迷失在古怪陆离的时空里：方形的木盒，镶嵌着黑白相间的光滑的塑料片；白色的陶瓷糖罐，盖子上堆砌着草莓或蔬菜；各种奇形怪状的手提袋：皮的，布的，丝绒的，金属亮片的……整个旧物店充斥了一种欲言又止的气息。Housing Works把收入的一部分用来支持艾滋病患者，所以带有强烈的公益色彩。一个周末，我和父母去曼哈顿上东一家Housing Works，淘得好几件东西：一张圆咖啡桌，两把厚重的木头椅子，还有一面镶嵌在有纹饰的木框里的立式穿衣镜，以及一面被古色古香的金属框包裹的梳妆镜——可能是因为我看到偌大的新居里，一面镜子都没有的缘故吧。
Housing Works的特点是东西不贵，但不负责运输，而且规定必须在48小时之内搬走，否则就会把东西重新拿出去卖。我一时喜欢，买了这许多东西，发现在运输问题上实在欠考虑。工作人员按照规定把家具摆到了门口的人行道边——好在我买的是椅子和咖啡桌！那天天气还不错，我干脆买了冰激淋跟父母坐在自己刚买的旧椅子里一边吃一边慢慢想办法，顺便看看曼哈顿上东周末的人来人往。
总之我们最后把这些零零碎碎的东西都搬回了家，父母离开后它们继续在斯坦威大街陪伴我。
***
住在2B里的邻居来来去去，直到Chip和Hilary住进去。Chip和Hilary二十出头，在俄克拉荷马读大学时是同学。Hiliary身材高挑，皮肤白皙，一头浓黑的长发。印象中她总穿黑色的衣服，涂着浓黑的眼圈，跟纽约“魔都”的风格很一致。他们一起领养了一只4个月大的小猫，Linus。Hilary住了一年多以后，跟一个飞行员订了婚，搬到新墨西哥去了，把Linus留给了Chip。Chip的室友换成了Steven，但他没住多久就搬走了。Chip的最后一个室友是可爱的女生Alison，头发卷卷的，眼睛很迷人，在免费网站Craigslist看到了房间出租的信息，通过了Chip的面试住进来。不到一年，Alison去德克萨斯继续读书，也离开了纽约。此时Chip决定一个人把2B租下来，不再找室友了。Linus已经长成一只大猫，浑身圈纹，样子很酷，性情不太友善——Alison闲聊之间隐约提起，我直到一次去帮Chip喂Linus，被他挠得伤痕累累，才对此有了深刻的体会。
我和Chip的友谊，不仅因为邻居多年，更因为猫而结缘。
我搬到2A不久，住在楼下的George问我愿不愿意收养Chino，一只不到一岁的条纹小男猫。
“我对猫过敏，你知道。”George说。George是Frank的孙子，Marina的儿子，身材健美，长得相当帅。我一口就答应下来。
其实不用George解释，我也会欢天喜地地收养Chino——这跟George长得帅也不相干。我天生爱猫，就差这样一个天赐良机，连手续也不用办。而且George连猫带猫粮、猫砂、猫食盆、猫垫……干净利落地从楼下搬到了楼上。我从此成了有猫人士。
我和Chip，一人一猫，这样的组合，在斯坦威大街持续了很多年，直到我搬走。
***
Chip听起来好像一个小名，他学过舞蹈，身材匀称，彬彬有礼。我跟他认识还是在George举办的聚会上——Frank去世后，George住进了1A，承接了收拾院子，管理房屋的工作，逢年过节组织聚会，邻居们也在邀请之列。那时Chip在百老汇一个专门支持舞蹈艺术家的非盈利机构工作，后来放弃舞蹈事业到一家远程医疗公司做人事公关，只偶尔练练舞蹈，做林肯中心纽约城市芭蕾舞团的热心观众。他走路的时候仍两脚微微往外撇，还有一点曾经练过芭蕾舞的样子。
因为工作我常常要去中国出差，只得请Chip代劳照顾Chino，走之前我会详细交待，把能想到的逐条列出，写在一张纸条上，譬如：
每天更换清水，早晚两次补充猫粮，没吃完的猫粮倒掉；
零食在猫粮柜子里，每天可以根据情况“施舍”少许；
每天检查猫砂盆，视情况清理；
……
后来Chip跟Chino熟了起来，我也不再写“交待笔记”。每次出远门前我们约好一个时间，准备一些红酒和零食在我家小酌。天气好的时候我们坐在阳台上，边吃边聊，一直到夜深。话题从工作，到最近读的书，看的电视电影，以及在交友网站形形色色的约会，不一而足。名义上是为讨论照料Chino的安排，可是常常海阔天空聊了一整晚，才想起聚会的主题。
“这次你哪天离开？”Chip想起这个问题的时候，一只脚已经在门外了。
我告诉他一个日子，又补充， “我临走再给你发短信。”
然后关上门，我们各自回到自己的世界。
这样以Chino为名义的聚会，消耗掉很多瓶红酒、奶酪、西班牙火腿和橄榄。我邀请朋友到家里聚会，Chip是少数几个美国人之一。久了我的中国朋友都认识了Chip，知道我每次出行他都挺身而出帮我看猫，于是渐渐有了“美国好邻居”的称号。
2020年3月，纽约几乎一夜之间全城封禁，大家足不出户三个月，有猫有好邻居成了顶让人羡慕的配置。
Chip和我一开始在线上Happy Hour。疫情开始之后没多久Zoom Happy Hour就流行起来，不论是对面的邻居还是加州相隔千里的朋友，大家都只能隔着扁平的屏幕相见，端着一杯酒，感觉还挺新鲜。我和Chip就隔着两道门，仔细聆听都能听到对方WFH（work from home，在家上班）对着屏幕说话的声音。有时小米（那时Chino已经过世）凑过来，把毛茸茸的屁股对着摄像头，算是跟Chip打个招呼。我从来没在zoom上见过Linus。
我们的Happy Hour后来转移到了阳台上：2B窗外有一个防火梯，虽然锈迹斑斑，还是可以容一个人走过——这是早年纽约房子的必备，现在新修的大楼有专门的防火通道，这种外挂防火梯才消失，成为历史某个时期在这个城市留下的特殊印记。Chip的防火梯正好对着我的阳台。
4月的某一天，Chip端着红酒从自家窗户爬出来，站在防火梯尽头跟阳台上的我打招呼：在Zoom Happy Hour的新鲜感消失殆尽，好几个星期没有跟真人面对面接触之后，那是人跟人之间最近的距离了！
几个月之后，我测出自己居然有了抗体，我们更无所顾虑，把Happy Hour搬到了我家阳台。那时天气已经暖和起来，坐在阳台上可以看到院子生机勃勃，并没有受到疫情的影响。我们已经好几个月没看到George了，他家后院已经呈现出荒废的迹象：曾今修葺整齐的灌木如今肆无忌惮地生长，把院子中间的石板小路都淹没了。一道杂乱的灌木从之隔的另一个院子，野草在疯狂地生长，显得很寂寥。只有远处的菜园，依然整整齐齐，园主还支了一个塑料棚，预防突然降温给幼苗带来致命打击。后院的动物似乎对这样的状况很满意：松鼠们在灌木和野草中穿行，仍然从院子中间的电线上大摇大摆地经过；还有不知多少的鸟儿，成天躲在灌木里叽叽喳喳，好像为了什么重要的事情热烈地讨论。更多猫出现在院子里：最先是一只肥大而优雅的白猫，身上带了几个黑色的斑点，突然出现在George院子里棚屋顶，好像一直在旁边的爬山虎里蛰伏，听到谁的召唤走了出来。当时Chip和我正好沉醉在Vivaldi《四季》的旋律中，便给它取名Vivaldi——它举止那么从容，一副养尊处优的样子，有钢琴曲之风。后来Ravel也出现了——它浑身漆黑，只有四只脚是白色的，好像套了袜子——Ravel比较活泼，有时甚至穿过院子爬到Chip的防火梯上，在我们的窗外逡巡，让小米和Linus很紧张。还有Panther，它可一点杂色都没有，好像黑豹一样，远看有种威严之感。白天它们单独出没，一副懒洋洋和谐的样子；晚上偶尔能听到它们在树丛中厮打。斯坦威大街上还一片寂静，后院可一点疫情的迹象都没有了。
Vivaldi, 纽约Astoria，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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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斯坦威大街开始养猫，而且一发不可收拾。
从小我就对养小动物心向往之，小猫，小狗，小鸟……都是我的喜爱。冷血动物如鱼和蛇之类我虽并不热衷，小时候还是养过一群蝌蚪：它们在小鱼盆里自相残杀，只有一只长成了青蛙，还不足我的指甲壳那么大。初中时养过两只虎皮鹦鹉——公的浑身鹅黄，不知从哪里飞进我家，母亲把他留下，还去镇上唯一一家宠物鸟店，买了一只身上布满蓝黑条纹的母鸟跟他作伴。可惜好景不长，母鸟后来死掉了，公的也耐不住寂寞，有一天趁门没关好，倏忽就飞走了，再也没回来。我伤心得大哭，母亲也发誓不再养宠物。我直到离家去了北京上大学才又养过一只小白兔。它在各个宿舍安静地串门，很受同学们宠爱，只是味道有点难闻，宿舍管理员十分嫌弃——它长大到可以上下楼梯时，就逃出了宿舍楼，无影无踪。来美国读书后，帮朋友照看过小乌龟；长岛居住和工作期间，在租来的偌大的别墅里照顾过房东的大肥猫Calie。
小时候关于养猫的讨论多以母亲一句“养你都养不过来！”终结。Calie跟我感情笃厚，几乎可以算我的宠物了，终究也不能跟我一起从长岛搬家到纽约。直到有了Chino，我才成为真正的“铲屎官”。Chino刚到我家时，依然带着未成年的萌态，身体瘦削而敏捷，对屋里的桌子啊，椅子啊，沙发呀……什么都充满好奇。他平时很少粘着我，只找个离我不近不远的地方蜷着，但每天早上会跳到床上用一只脚轻轻挠我的脸。我这样醒来，一睁眼就看见他毛茸茸的猫脸，一双渴望的眼睛紧盯着我的眼，提醒我该是早餐的时候了。
Chino性情温和，对人如此，在Linus面前也表现得极为委屈。我曾经和Chip幻想Linus和Chino可以串门，来个play date（约会）。一天我们各自把房门打开一条缝，Chino和Linus都立刻好奇地跑到门口，探出头来看着对方。他们一定嗅到过对方的味道，听到过对方跑动的脚步声，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等到见面，他们都显得极为谨慎——互相久久地对视，浑身毛发根根直立，尾巴放低，紧紧地贴在身后。他们年纪差不多，都一岁有余，个头上Linus显得大些，Chino眼神还显得有些稚嫩。终于Linus首先悄无声息地迈出房门，有些迟疑地走到两扇门的中间地带。Chino不知所措，一动不动，只把头伸在门外。我和Chip手把着门，站在它们中间，也屏息凝视，只等他们一开始厮打就果断介入。突然Linus张嘴，露出尖尖的牙齿，示威性地一声低声嘶吼，Chino便闪电般地掉头躲到屋子里面去了，只透过门缝小心翼翼地观察。此时两个人类都大笑起来。
“Chino，you are such a pussy!” （Chino，你真是个胆小鬼！——pussy有两个意思：猫和胆小鬼）
Chip也赶紧把Linus招呼回房间，教育他“be nice”。我们各自把门关上，play date一事就此作罢。
Chino这个名字是George起的，在西班牙语中是”Chinaman”的意思。我收养之后觉得这名字不错，就保留了下来，不知为何美国的朋友听了都忍俊不禁——或许一个中国女人在纽约，养只猫叫“中国男人”，还是西班牙语，有些不为我所知的笑点吧。母亲远在中国，得知我养了Chino仍然迅速表达了她的反对：“养什么猫嘛，带细菌还花钱！”只是她的不满远隔重洋已经十分微弱，加上我在纽约生活多年一直一个人，和Chino可以相互陪伴，还常常抱着他跟“外婆”视频，她也渐渐接受了这个称号。
Chino，纽约Astoria，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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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一猫住在2A这么宽敞的公寓在纽约算是十分奢侈：一进门是一条窄窄的过道，中间是浴室和洗手间，左边是厨房和一个小客厅，右手是卧室和一个大客厅，客厅尽头一道玻璃推拉门，连着宽大的阳台。阳台上前任房客留下一个铁烤架，还可以勉强使用。所有的房间都排列在一条直线上，这样的布局在纽约叫“railway”（轨道式）。Chino有时会突然从一头以闪电般的速度冲刺到另一头，似乎要练习突袭猎物——可惜什么猎物也没有，他的来回冲刺终以兴趣索然地舔舔爪子结束。楼下George偶尔会跟我提及Chino的脚步声，但并不以为忤。Chino去世以后好几个星期，George还跟我说：楼上没了他的脚步声，太安静了！
朋友们第一次来访，对房间的宽大多表示惊讶。我只好解释房租并不贵——因为来得早，那时Astoria的房价还没有被曼哈顿年轻的上班族抬上去；房东也恰好不怎么贪婪，每两年就涨几十块钱房租——我乐得在此安居。
2002年我只身来纽约求学，对在美国定居并没有特别热切的期待，对约会这件事情也保持“随缘”的态度——结果传说中的缘分总也未到，朋友倒是结交了不少。 逢年过节，2A成了朋友聚会的地方：五月底Memorial Day（纪念日）的长周末，阳台上可以烧烤；中秋节请朋友们带了自己喜欢的红酒，或者饮料，准备轻食小聚，顺便普及关于月饼和嫦娥的中国文化；暑假偶有中国的朋友过来，正好暂住带阳台的起居室——好朋友的女儿2017年第一次到纽约，看到我家的门牌也是2017，觉得是冥冥之中的策划，欣喜不已；感恩节把在纽约的中国同事和在华美的实习生聚过来，每个人准备一道自己喜欢的菜：从凉拌木耳到墨西哥烤肉卷，五花八门，就是没有火鸡——中国人大多对木讷的火鸡肉不感兴趣！新年前后，或准备火锅宴，约几位一起来聚，屋外寒风凛冽，屋里热气腾腾，若恰逢大雪，就配上浓浓的黑啤。我不是好厨子，好在朋友里面有擅长烹饪的，乐得把厨房让出，只负责招呼应对，添加酒水，在曲终人散后收拾洒扫。
在斯坦威大街的时光，除了只身一人略显孤单，几乎可以用“岁月静好”来形容。即使如此，日子久了我还是不断琢磨怎么变换花样——自从我搬到2A，家具已经被挪腾了好几次，阳台上的花草每年都不一样，而且渐渐添置了躺椅、桌子、和遮阳伞；Chino2016年底去世以后，领养了老猫小米——她虽然看起来稚嫩可爱，大眼睛嵌在小巧的头上，任何时候都一副略带惊讶的样子，实际上已经八岁了；疫情期间我甚至把那个锈迹斑斑的烤架改装成了花台：架身填满泥土，种上半人高五颜六色的花；烤架的盖子请George帮我卸下来，也装上沙和泥土，种了樱桃西红柿、水红萝卜和薄荷；一张旧桌子，被我拆了粉刷后放到了过道里，成了Chip和我疫情之中的“通讯平台”：我得了Covid头疼，桌上出现了一瓶止疼片；母亲在中国去世，我出门看见一捧向日葵，还有Chip的小字条，
“I am very sorry…”
除此之外，与小米日日在家，相对四壁，实在无可折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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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威大街附近，在我搬来后的几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刚来时这里仍是希腊人聚居的小区，最热闹的街道Ditmars排满餐馆、五金店、咖啡馆、首饰店、香肠店……一家挨着一家，虽然热闹，但是透着老旧感。比方说那家著名的海鲜餐馆Taverna Kyclades (“小岛海鲜大排档”：Kyclades/cyclades是希腊属的一小片群岛；Taverna则专指一种临海小餐馆，把鲜活海鲜摆出来让顾客挑，跟我们的海鲜大排档差不多），常常人满为患，门口排起长队，但若要看餐馆的风格，便是十几年前的了：木头桌椅显得笨重；外墙上涂着地中海，深蓝的海面星星点点的白帆，虽然主题鲜明，但过于直露；色调有些沉重，仿佛浸透了几十年的油烟……Taverna Kyclades可以一如既往守着老字号，其他的店可就得不断翻新了。我最喜欢的咖啡馆开在一个街角，一开始叫60Beans，只供应咖啡和一些小甜点，过了两年易主，名字改成了Queens Room，白天可以去喝咖啡，坐着发呆，晚上可以在酒吧坐会儿，跟陌生人闲聊；后来斜对面开了家Bier&Cheese，专卖小众精酿啤酒，配不同种类的cheese，搭上十好几种三明治可以佐酒；旁边有Brooklyn Bagel Factory，以其种类繁多的bagel直接占领了众多Astoria居民早晨的胃；还有米其林一星的HinoMaru拉面馆……林林总总， 一些店开了又关，一些店站住脚跟留了下来。我每日上下班，都在这些商店面前穿行，常常琢磨要在哪家解决晚餐。我最惬意的周末，就是上午泡Queens Room，抱着笔记本就一大杯拿铁；下午在Bier & Cheese喝啤酒看书，一杯黑啤就《美国与中国》；最后约个朋友到Taverna Kyclades：它家的黄油煎扇贝肥嫩鲜香，在铁盘子里（料想是希腊小岛的传统餐具）满满的一小堆，难怪人们为吃一口它家的海鲜会从曼哈顿专程过来。
Queens Room街角，纽约Astoria，2020
疫情之后的2021年初，我偶然在Streeteasy上看到附近Broadway一个小一居公寓正在出售，决定去看看。Streeteasy是一个租房售房的网站，我关注它已经好几年了。一来我本来就渐渐觉得2A大得有些多余，二来我莫名其妙地担心房东哪天会变卖房产，把我扫地出门，觉得租房终不是长久之计。疫情之前我也看过好几个地方，都有种种不中意，而且我对搬家也并非十分热衷——毕竟公寓太宽敞和自己无中生有的担心都显得不够充分——所以一直对在Streeteasy上找房子心不在焉。不过这次看到的不论从哪个方面都十分心仪：公寓位于一幢庄严的电梯公寓楼里，离地铁站近了很多，户型也不错：一个大起居室带一个独立厨房，中间是卫生间，过道两头有三个壁橱。房间虽然小了很多，对我和小米则刚刚好。那时受疫情打击，房地产一片低迷，银行贷款利率出奇的低，我当天便决定买下来。
2021年9月1日，新房过户成功，我也终于要搬离斯坦威大街了。我不得不扔掉2011年购置的许多家具，一些家具留给了Chip：两个书架、一个沉重的大矮柜；还有一些给了住在地下室的Rosa, 包括床垫和矮咖啡桌。阳台上烤架里蓬勃生长的小西红柿和花花草草自然没法带走；只有一颗夏天播在小花盆里的柠檬种子，已经发芽长出了几片叶子，跟我来到了新居；一张长方桌，平时是宽大的写字台，朋友来聚餐可以变身为一张餐桌；还有那天跟父母大费周折搬回的几件，现在仍分布在我的公寓，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Chip搬进了斯坦威大街2A，仍时不时坐两站地铁过来帮我照看小米，笑侃这Broadway的公寓楼什么时候有新房出售，我们可以继续做邻居。
2023年12月18日于纽约Astori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