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外公去世是2017年纽约时间5月23日。一早醒来看见远在荷兰的表弟发来一条微信：
“展姐，外公走了。”
跳起来给母亲打了个电话。她自一月起离开荣昌老家去攀枝花照顾外公。电话那头的母亲似乎有些迟疑，但也确定地告诉我，是的，外公91岁高龄，已经好长时间卧床不起，生命如游丝一样耗尽了最后一息。
这个十月我就四十了，外公是离开我的第四个亲人。
一
第一个是我的父亲。
那年我不到17， 刚上北京师范大学。父亲51岁，兴致很高地陪我坐了三十几个小时的火车到北京，亲自送我进了北师大的校门。我们父女俩从北京火车站打了辆当时看来贵得乍舌的出租车，提着行李走入北京师范大学在新街口外大街19号的南大门。那时南大门还是苏俄风格的主楼，呆板而巍峨。因为从来没到过这么神圣的地方，我们有点晕头转向，在主楼前停了停，打听去教育系怎么走。几个师大高年级的男生骑着自行车飞一般地从我们面前经过，留下一串清脆的自行车铃。
安顿下来后我们父女俩有一天坐了很久的公共汽车去清华园附近找一个教授。父亲提了一点微薄的礼品，似乎是要答谢人家。拜访很短暂， 对于过程我如今已经没有太多记忆，那个教授的姓名模样也完全模糊了。我只记得我们回程坐反了公共汽车，来回折腾了好一阵。父亲走着走着突然歇了歇，说是累了。我们最后终于回到了师大。当晚我回了新入住的学生宿舍，父亲则住进了校内不远处的师大招待所。
第二天一早班主任陈老师亲自来宿舍告诉我，父亲心脏病发作，已经被送去了北医三院。
就这样去北医三院的公共汽车成了我首先熟悉的北京城公交线路。系里安排不同的师兄师姐轮流照看我爸。我甚至喜欢上了大二的一位师兄（后来他跟我们班另一位女生谈恋爱，那是后话。）没有几天，父亲一俟病情好转就急急忙忙出了院，踏上了回家的卧铺火车。
我记得去北京站送父亲。他那时还很虚弱。车站人很多，我很粗鲁地把挤到我们跟前的人推开，希望病弱的父亲不要被挤到。过了检票口，我就不能再跟进去了。我隔了很远看着父亲清癯消瘦的面孔消失在站台上密密麻麻的人头之中。
那是我对父亲最后的印象。一月放寒假回家，我一进家门便觉得有点奇怪：没有看见父亲，阿婆（父亲的妈妈）也没有像以前那样在家，舅舅倒是在我家。我小心翼翼地问起父亲和阿婆，舅舅含混地说他们去姑姑家了。我担心父亲母亲离了婚，因为他们以前老是吵架。吃过晚饭以后母亲告诉我，父亲已于11月初过世了。
我永远错过了父亲的葬礼。当晚跟母亲坐在家里，听她讲父亲去世那晚的情形，还有他们怎么恋爱，怎么不顾家里人反对结婚，等等。我们坐在卧室的床上聊到半夜，聊到抱头痛哭。父亲在世的时候，因为身体总是不太好，常常就虚弱地躺在外间，那天晚上就只剩我们母女俩。
虽然我错过了葬礼，母亲还是将父亲的骨灰暂时存放在火葬场，到底等到寒假我回来才安排把父亲安葬在城郊后山上的公墓里。等到我回了家，我们娘俩叫了一辆黄包车，从火葬场取了父亲的骨灰，由我一路捧着，安放到公墓顶的一排石龛之中。 母亲慷慨地给了黄包车师傅车费，还特地备了一条红布，搭在车把上。以后每年，只要我回荣昌老家，必定会去看看父亲。因为公墓路经姑姑家，常常也把姑姑的儿女或孙子辈（也就是我的堂哥堂姐，或者侄子侄女）叫上。姑姑年长父亲八、九岁，因为身体不好跟不了我们上公墓去。父亲安息的石龛，虽然简陋，因为风水很好，便再也没有挪动过。有一年我突然留意到，石龛前一株松柏，已经亭亭如盖了。
25年以后的2020年，一天深夜想起父亲。如果赶上了他的葬礼，我会说什么呢？中国的葬礼不兴站在前来吊唁的亲友面前讲述逝去的亲人，而是通过约定俗成的仪式表达哀思。然而我还是忍不住想像，自己会如何在葬礼上回忆父亲的点滴。那个深夜，我想起的是有一年冬天荣昌很难得地下了雪，白绒绒的铺在家门外走廊的栏杆上。父亲用牙刷柄塑了一个小雪人，好像战士一样站得笔挺，一只手垂下，另一只横在胸前。父亲写得一手好字，在走廊的一面墙上砌了一块黑板，常常教我用粉笔练字。现在的老师很少板书了——当年一手漂亮的板书可是优秀教师的必修啊。从我记忆开始，父亲的身体就一直不好，有一天他实在虚弱，半躺在床上，让我给他唱一支歌——唱的什么我早已忘了，但当时的感觉依然很深刻：上小学的我似懂非懂，只觉得气氛有些沉重，然而还是放开嗓子唱了首欢快的歌——不知我继承了谁，小时候性格爽朗得厉害。父亲一生清贫坎坷，更谈不上有什么权力，然而他对我深沉的爱，在他去世25年之后，仍然有种莫名的穿透力，让年过而立的我不能自己。
二
第二位过世的亲人，是我的阿婆。
那是我在北师大上研究生的第二年，刚过了寒假回到学校不久，接到母亲的电话，说阿婆走了，过了90高龄，算是福寿了。阿婆娘家姓朱，名太银，街坊邻居都叫她廖阿婆（因为我阿公姓廖）。不记得从我几岁起跟我们住在一起了，总是很富态的样子。荣昌镇上赶集的日子，她会搬了板凳坐在街边，看赶集的人卖鸡卖鸭。听说因为我是女孩的缘故，阿婆一开始不太喜欢，甚至拒绝照看我，后来看我聪明伶俐，才慢慢转变过来。但在我的记忆中，她一直是个慈祥的廖家阿婆，很富态地坐在家里唯一把太师椅里，跟幼小的我玩气球。我淘气的时候去揪她肥硕的耳垂，她也憨厚地一笑了之。我们后来搬家到母亲工作的学校里去，年过80的阿婆还坚持一个人住在原来的地方。我那时会突发奇想周末一个人去看看她，还勤勤恳恳帮她打扫屋子，引得邻居啧啧称赞。阿婆去世前已经在姑姑家住了几年了。父亲去世之后，她的身体和精神就大不如前。我去看她的时候，神志时有不清，说要跟我（因为我是她的嫡亲孙女，姓廖的）去镇上街道“写”（租）间房子单独住。她一共生了9个孩子，等到去世的时候， 只有姑姑这一个女儿仍然厮守在她的身边。我听到她去世的消息，是在师大教育系英东楼的一间办公室里，抱着当时的男友哭了一场，并没有立刻奔丧。回家的时候去扫墓，安放她骨灰的石龛就在父亲的旁边。母子终于长相厮守，也是一种安慰吧。
现在的我会思考一个人怎样接受亲人去世的事实：你对他们所有的记忆还残留音容笑貌，或许甚至手指触摸的温度，说话时某种特有的声调。你想到他们的时候不可避免地回想到逝去的自己 。重返人间已无可能，也许最好的替代就是一场葬礼：在此你看着他们毫无生气地躺在棺木里，你一遍又一遍告诉自己也告诉别人，他／她已经离开人世，你多么悲痛，直到某个时刻，你送别了过世的亲人，也送别了那个曾经与那些亲人生活过的自己，所有参加葬礼的人都是这场转变的目击证人，你也因此见证他人。
父亲与阿婆过世的时候，甚至之后很多年，我都没有思考过这样的问题。年轻的我，从四川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荣昌，到北京，到纽约，一步一步离家越来越远。父亲与阿婆过世，从活生生的记忆，到封存他们骨灰的石龛，都发生在我无法知晓的遥远地方。最让我遗憾的，不是错过那些已经发生的事实，而是构成那些事实的细节。
三
第三位亲人去世，是去年初，我的外婆。
外婆很早便跟外公搬去了一个叫攀枝花的新兴城市，在四川和云南的边境，以盛产富含镍的铁矿著称。我四姨，也就是我妈妈的妹妹，大学毕业后分配去了攀枝花当英文老师。外公外婆为了让我妈和舅舅享受顶替父母工作的政策，便提前退休随四姨一家搬到了攀枝花，那是上世纪80年代。我妈后来在荣昌当政治老师，舅舅则在附近的璧山县当语文教师至退休，原都是沾了外公外婆提前退休的光。我小学五年级时随父母第一次去攀枝花看望外公外婆。那时从成都到攀枝花的火车要走一天一夜，中间穿越无数隧道。现在纵使有了高铁，成昆线因为地形险要的缘故仍旧耗时。攀枝花地处山区，属高原气候，日照很强，盛产老家荣昌没有的热带水果譬如芒果、石榴什么的。我小时候去攀枝花的次数不多，对于那里的水果可是念念不忘。
外公外婆在攀枝花定居以后很少再回荣昌。地处四川盆地边缘的荣昌，总是异常潮湿，夏天湿热，冬天阴冷，实在无可比拟攀枝花的晴到透明的蓝天白云。有一年外公外婆终于回到荣昌住了好长一段时间：外公眼睛不好，走到哪里都摸摸索索的找地方喝茶，找老头子聚集的地方（比如茶馆）聊天，听八卦；外婆则给我做好吃的：她用楼道里一个简陋的炉子烤鸡翅给我。外婆钟爱她的小炉子，在攀枝花也是如此。在他们住的小楼楼道转角处，外婆恋恋不舍地生起她的蜂窝煤小炉子，烧水或是炖汤，成了她晚年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放寒假抽空去攀枝花，总能在外婆外公居住的楼道拐角看到一个小铁皮炉，烧蜂窝煤，上面永远端端正正放了一壶开水。外婆不停地加蜂窝煤，开水源源不断地沸腾。楼道里的小孩子从未因为这个炉子出过意外，直到现在我也大感惊讶。
去年十二月照例回荣昌老家看了看父母。时间总是仓促，便没有去攀枝花。一月刚回到纽约，便接到母亲的电话：外婆走了。前年外婆因为肠胃的缘故动了一个手术，之后便一直很虚弱，到去年底则整天需要呼吸机辅助了。因为住在三层的缘故，外婆也几乎不再下楼，再不能到楼下的小菜市场买当天最便宜的菜蔬，跟老邻居们拉拉家常，生活也完全由她的三个子女轮流料理：母亲，舅舅和四姨。外婆走的时候，三个子女都在她身边。一天夜里母亲突然醒来，叫外婆的名字，没有回应。外婆已经平静地走了。
不知道在外婆生命的最后那几个月里，楼道里的炉子是不是她唯一的乐趣？
我跟母亲在电话上争执，希望回去奔丧。母亲阻止了我：外婆已经走了，回去也看不到她最后一眼，徒然劳民伤财。我没有特别坚持。 但我知道是母亲一个人坐了十几个小时的火车，从攀枝花一路捧着外婆的骨灰回荣昌的。有时候一个人坐在纽约的公寓里，想象一个人捧着自己母亲的骨灰坐十几个小时的火车，会是什么样一种感觉，就忍不住掉下泪来，只希望自己能陪母亲在那趟火车上。
去年十二月，特地回攀枝花看望外公。舅舅和四姨接待了我。那时外公身体已经很虚弱，但是仍然能坐起来，斜靠在门口的一把椅子上晒晒太阳。他已经完全不能走下三层楼梯，眼睛也看不见。我给他买了一个小收音机，希望他会有兴趣收听一些节目。即便如此，他的思维仍清晰得让人吃惊。我提到自己两年前去伊斯坦布尔旅行，他立刻说：
“啊，土耳其的首都。以前叫做君士坦丁堡。”
伊斯坦布尔是15世纪奥特曼帝国开始之后的名字，在之前拜占庭帝国时代，一直被称做君士坦丁堡。
我手捧外婆的遗像跟外公一起合影。心里知道那是最后一次了。
四
2017年6月13号清晨，我因为时差的缘故很早就醒了。我的卧室几乎被一张大双人床占满，因为夏天防蚊的缘故，床上罩了一个大白纱帐。我在纱帐里醒来，等窗外晨曦微露。母亲也已醒来，她早就跟姓胡的两位法师约好，这天正午之前，外公的骨灰得与外婆的合葬一处。去法师家前，我们还得去楼下小区的农贸市场买一只公鸡和一只鸭。
6月13日是胡法师们挑的吉日。我因此特别计划从纽约起飞，经旧金山和成都，于12日晚赶回了荣昌家中。舅舅也从附近的璧山县城赶到荣昌，只等13日一起参加外公外婆的合葬仪式。
一早就开始下雨。我们购得鸡鸭，又携带上米、白酒、一块腊肉、一截长白萝卜，还有一个陶制的骨灰罐子，先到两位胡法师家中，取外公的骨灰。雨越下越大，母亲的一位老同学开着一辆旧面包车载着我们一行人在大街小巷穿行，车外有点烟雨茫茫的感觉。我坐在车里想：也许今天这样的感觉就正好。
胡法师家在一条僻静的街道里，门外一小片水泥空地，正好容车开进去，门口高悬了“护法”两字。镇上的人都知道胡氏父子的道法是家传，小胡法师正好是我母亲以前的学生，如今也不过三十，中等身材，圆脸，一头蓬松而漆黑的短发——当年学业似乎不见得特别的好，现在很多人却任他占卜命运。老胡法师穿着蓝色的中山装，面相清癯，倒是不苟言笑，见我们来了，亲自从屋后取出红布包裹的外公骨灰，小心翼翼地放到我们带来的骨灰缸里。以前父亲的骨灰是寄放在荣昌火葬场。现在火葬已经搬迁到别的地方，只留下可以举办葬礼或专门供烧纸钱灵房的地方。骨灰只好放在法师家里——普通人家，哪怕是亲生子女，也是忌讳的。
等老胡法师装骨灰的当口，我跟小胡法师交换了微信。
当日的仪式有两个部分：先去火葬场烧灵房，仪式由老胡法师主持；再去公墓合葬，由小胡法师主持。
火葬场离城区不远，从胡法师家开车不到20分钟，现在只留下一片毫无生气的低层水泥楼房。楼房底层开着一些简陋的店铺，卖些祭祀用的香蜡纸烛之类；另有一两间店铺，干脆出租用作灵堂。我们到那天，一家人正在设灵，灵堂里的人寥寥无几；店铺更是人可罗雀，守店铺的人大多围在麻将桌边消磨时光。
我们把车开到此地专供烧纸钱灵房的地方——一个离商铺不远的独立水泥空房间，外面贴了白色的瓷砖，只有一个方形的门洞，里面是一个完全没有装修的空间：地面是凹凸不平的土坯，四壁的墙因为常烧纸钱的缘故，已经被熏得漆黑了。
不到一会儿，一辆带拖斗的三轮车也开过来，原来是订做的灵房送到了。灵房一人多高，由细细的竹篾扎出房子的骨架——一个方形的墙体，上面置放一个三角形的屋顶——，再糊以薄纸，纸上用鲜艳的色彩描画出宫殿模样的门窗，梁柱，房瓦，等等。胡法师嘱我们把灵房在凹凸不平的泥地上放置好，并将随车带来的一大口袋纸钱慢慢撕扯开来，一条一条挂到灵房上。中国人几千年以来根深蒂固地“事死如生”，即认为人死后跟生前一样，只不过从“阳间”转移到了“阴间”， 除了精通阴阳两界的法师，一般人无法跨越。灵房和纸钱，象征了阴阳两界最基本的需要吧。
母亲、舅舅、杨叔（我继父）和我费了好些时间撕扯纸钱——不知何故，荣昌传统的纸钱，由粗糙的明黄色的纸浆做成，上面扎了长条半月形的小孔，一般五六张左右叠在一起，扎成方形的一捆，所以每当烧纸钱的时候，必得一张一张撕扯开来： 纸钱太厚叠在一起不容易烧透，这也是祭祀的禁忌。其间两位胡法师便着手准备烧灵房的仪式： 割公鸭颈部取血，洒在灵房上；鸡冠的血则涂在一个信封上，里面记载外公的生辰八字。一挂鞭炮放完，点燃纸钱，老胡法师站在熊熊大火之前，打开信封，念念有词，大意是外公曾经在何地居住，如今离开阳世，到阴间来报道云云。念完之后仍放回信封，以备以后仪式用。我们一家人撑着伞，站在一边注目这一切。
火光很快便将一切化为灰烬。很快空房间里只留下余烬，一些仍然泛着红光的火星，慢慢消退。没有门的门洞两边放一对蜡烛——老胡法师道，接下来的三天，我们每天傍晚还得来此地，重新点一对蜡烛。我和母亲听到此节，互相对视一眼，想傍晚两人到此地来点蜡烛，心里有点怵。
接下来我们一行人出发去公墓，离此地开车要半个小时。我们都坐上了小胡法师开的车。老胡法师及我母亲的老同学就此与我们作别。
公墓在城外，依山而建。我自从父亲去世之后，几乎每年都会来一次，只觉得每次来，公墓的地盘都似乎扩大了不少。密密的墓碑朝向县城的方向，高高低低地遍布山脊。这天公墓里没有其他人，显得更安静肃穆。我们先去公墓管理处报道，母亲说已经提前联系，今天来合葬的。
“王富祥家的是吧？”一个矮胖、盘头的年轻女子确认道。
确认之后我们便被带到给外公准备的墓龛。因为是与外婆的双墓，墓碑上已经有了外婆冯青玉的名字，旁边已经刻上了外公的名字，表面贴了一张黄纸，只等合适的时候揭掉。公墓的两名工人用铁钎撬开墓碑前的石板，露出地下一个方形的石龛：这便是外公的长眠之所了。
小胡法师将我们带的腊肉、大米、水果等供在墓碑前，点上三柱香插在白萝卜上，又取出随身带的一个罗盘，测定骨灰罐最佳摆放位置，将其安置在石龛内，然后把之前老胡法师念过的信封点燃，灰烬置于石龛之内。其间我们在墓碑旁置一铁皮桶，不断焚烧纸钱。一切安排妥当，小胡法师叫我们跪在墓碑前，说了些外公在天之灵保佑后人福禄健康一类的说辞，把供过的大米分给众人，说回去蒸饭是记得加上，老人保佑。整个仪式就算是结束了。
两个工人等在一边，看我们仪式结束，便过来将一块石板盖在石龛之上，用水泥封上。根据习俗，母亲把准备好的几包香烟送给工人们，以示感谢和吉祥。
我第一次参加家人的葬礼，才知道礼俗原来如此。
五
第五位亲人的葬礼，来得很突然。
外公的葬礼结束后，我们兜里揣了刚才摆在墓碑前祭祀的大米，坐小胡法师的车一路回到城里。我们在一家火锅店下来，与小胡法师告别。继父杨叔的亲家这天中午在火锅店请客，我们正好过来参加。
在纽约这么多年，火锅仍然是所有餐饮种类中的最爱。荣昌地处四川腹地，在重庆与成都之间，火锅原本就是当地文化的一部分。我们刚参加完葬礼，虽然对着美肴，仍不免有些闷闷不乐，所以埋头苦吃，懒于跟人搭讪。
快告辞的时候，母亲的手机响了，是姑姑的女儿五姐打来的。
姑姑正在人民医院抢救，快不行了！五姐在电话里哭喊。
我和母亲更来不及多想，立刻往人民医院奔去——多么巧，医院就在火锅店的对面。
姑姑廖翠碧是我父亲的姐姐，丈夫姓邓，曾经是四川煤矿六处的职工，很早就过世了，一个人含辛茹苦把六个孩子拉扯大——五个儿子，一个女儿。我记得很小的时候常常去她在川煤六处的家，就在离现在的公墓不远的所谓“郊区”：川煤六处算是大国营企业，职工都安排住宿的。以前的宿舍都是一排排平房，散布在城区边缘一片高高低低的田野里。小时候我最高兴去姑姑家，在她家附近的田野走走，看看紫色的蚕豆花开，金黄的油菜花荡漾，就是很大的乐趣。那时她的几个儿女都在家，虽然年纪跟我差别很大，总归是一家人，厮混起来很快就熟了。后来我离开荣昌去北京纽约求学，她的儿女也散布到全国各地，只有五姐一直在荣昌照顾她。直到最近几年，几个儿子在外面闯荡够了，才慢慢又回到她的身边，近的在荣昌城里住下，远的也不过在重庆，不到两个小时车程。每年我回家，一定会拜望姑姑，跟在荣昌的几个堂兄堂姐及一大家亲戚聚餐。因为都是廖姓，姑姑对我特别亲：前年回家，姑姑把阿公亲手抄录的族谱给了我。她的儿女都姓了邓，廖家的族谱，最后只能传到我这个姓廖的后辈手里。去年我们的合影，姑姑坐在正中，五姐、二哥和他们的家人站立两侧，中间一盆热气腾腾的羊肉汤锅，正好掩住了姑姑的脸。
我跟了母亲往人民医院住院部跑。住院部9层出了电梯就看见医生护士往一个病房急急忙忙奔去，走过去一看果然五姐含了眼泪在走廊不安地徘徊。
病房里有两张床，一张空着，另一张上躺着姑姑，被一群医生护士团团围住，其中一个正在做急救心脏复苏。姑姑仍穿着平时的衣服，我完全看不见她的脸，只看见她光着脚，平躺在很薄的床板上，毫无生气的躯体任凭一群医生护士处置，显得那样无助。
母亲提醒我：叫你姑姑啊。
姑姑，我是展展，回来看你了。
我知道死亡的来临。一俟开口，便突然如鲠在喉，把我从仍然恍惚的惊愕，拉到一个应该悲戚的现实。
五姐一直打电话跟家中各位哥哥联系，大家陆陆续续地赶到，聚集在医院病房外。
抢救了两个多小时，医院宣布一切生命特征已经消失。大哥仍然在赶来的路上。母亲的最后一眼，他终于没有赶上。当时我们站在急救病床边叫姑姑，不知道她是否听见？
六
姑姑的灵堂就设在她生前住的小区。
川媒六处几年前把平房都夷为平地，搞房地产开发修起了高楼林立的小区。老住户根据当年分配的宿舍面积，折合分得小区里的房子。因为是姑父的遗孀，姑姑分得底层的一室一厅。就像当年阿婆一样，80多岁的姑姑还愿意自己一个人住。五姐当然每天过来看她。去年来看望姑姑，我们还在门口的篮球场边一起合影。姑姑的灵堂就设在篮球场。
我于次日下午赶到姑姑的灵堂： 一个临时搭起的长方形棚子，最靠外面放了几张方桌，桌边是长条凳，桌上摆了瓜子花生之类的小食；另有两张“机麻”——当地流行的麻将桌，设有特别的装置可以自动码麻将的。每张桌子边都坐了些人，有的认识有的很陌生。姑姑的灵柩——因为夏天的缘故，特意用了冰棺——放在最里面。除了五姐， 灵堂里还有大嫂、二嫂：二嫂负责收礼金，每个访客到来，多少必须意思；大嫂负责接待。灵柩一头放着姑姑的遗像：某一年春天在一棵茂盛的桃树前的留影，样子很精神。遗像前是一张小方桌，上面摆着供品，一个小香炉里密密的插着香，有的仍在燃烧，有的已经烧尽。
我和母亲交了礼金（二嫂很规矩地记下金额），取了三柱香，到姑姑遗像前跪拜。五姐的儿子也过来跪拜在一旁，代表家族接受。透过灵柩另一头的玻璃棺罩，可以看到躺在里面的姑姑：双目很安详地紧闭，以前浮肿的脸塌陷下去，显得两颊消瘦，更像我小时候记得她的模样。我第一次见到亲人的遗体，心里有点紧张，不过一点也不害怕。
灵堂外的鞭炮响起，宣告有新的访客过来祭拜。
请来的法师（不是胡法师）推算，下葬的吉日竟然就是姑姑过世后的第三天。下葬择期，决定了灵堂延续的长短：灵堂是为了让亲朋吊唁，必得24小时有人看护，灵柩前的香火不断。灵堂设置的时间越长，自然需要的人手和精力就越多。每个人从去世到下葬，究竟要多长时间，也得依每个人的生辰、当时的运势而定，短则几天，长则数周。 姑姑下葬这么快，听到的人都说，真是后人的福气：姑姑生前信佛行善，在天之灵也不忍心拖累后人。
我特意选在姑姑下葬前一天去她的灵堂吊唁，也决心要为她守灵一晚——那是姑姑的肉体在世间的最后一晚。她是不是在天有灵，我无从知道。 我只知道我的每一位亲人，我的父亲、阿婆、外婆、外公，都有这样的最后一晚，我希望能陪在他／她的身边。无人能常相伴随，那些与我的生命多多少少交叠的亲人们，生时与我有重逢的喜悦，逝去也当有得体地悼别。为姑姑守灵，算是我对逝去亲人们的寄托， 给一个机会完成我的心愿吧。
灵堂白天总是要热闹些。来来往往有人吊唁，以前的老街坊，远房亲戚，子孙后代的朋友，等等。 姑姑的六个子女回来了五个，每个都拖家带口，有几个孙子孙女还将重孙一辈也带来了，所以就姑姑的后人就有快二十个，好多我这个做姨妈或者姨婆的也是第一次见。到了后半夜慢慢疏落下来了，年长一些的如姑姑的儿女辈和我还在灵堂坐着，小辈们各自找地方打盹儿去了。我多半时间守在灵柩前的一口大铁锅边，不断烧纸钱：一来这火是不能熄的；二来后半夜寒意上来，守在火塘边取暖也可驱赶睡意。中间时不时看看灵前的香是不是需要续上。五姐、几个哥哥和嫂子，时有过来，围坐着拉拉家常——我们都许久没见了，聊不多久便时有沉默。而且大家睡意都上来：我还是第一晚，其余的人可是已经守了一夜了。
好容易挨到凌晨。天还没亮，雨还在下，殡仪馆的车便来接了。揭开冰棺的盖子，由大哥带领的四个儿子各执担架一角，将姑姑的遗体整个抬起，稳稳地转移到灵车里。我突然有个念头——旧时的人固执地要生许多儿子，当然是要延续香火，是不是也是为了这样的时刻：生后的最后一程，由自己最亲的人相送。
按照殡仪馆的安排，上午一早便去火化，之后再去公墓安葬——那也正是父亲、阿婆、外婆外公安息的地方。
我没有跟去火葬场，回家到头睡了几个小时，爬起来和母亲一起赶到公墓继续参加葬礼。天亮的时候，雨停了。葬礼跟外公的仪式大同小异。等到葬礼结束，我们各自又揣了些象征福佑的大米离开公墓。天已完全放晴。
最后一家大小四代吃了午餐。母亲提议一定要合影一张：姑姑这一走，全家能这样齐聚的机会，应该会很渺茫了吧。
七
回到纽约我有时会端详那张照片：照片里一共二十个人，除了坐在前排的母亲、我和玉芬姐（廖家的一位嫡亲堂姐），其他的就是大哥、五姐以及所有姑姑的后人三代。十几号人都是因为姑姑的缘故，才来到这个世界，再与别人家的孩子组成家庭，延续与扩大家族。这张照片中， 廖氏家族的确显得零落了：姓廖的只有我和玉芬姐两人，我们的子女，当然不会再姓廖；姑姑的子女，自然没有一个姓廖的。孙辈中女孩多，所以到得重孙辈，连姓邓的也就寥寥无几了。家族姓氏，在两、三代之间就可能这样悄无声息地湮没。传统的“重男亲女”，可以在此找到些许根源吧。
我从高中毕业离开家去北京求学，到现在已经不知不觉22年了。踏入北京师范大学校门的时候，一心向往更大更远的世界。如今在离家有12个小时时差的纽约，身在最远的远方，却蓦然发现，自己像一只风筝，飞得再高再远，线的那一头，仍然系在家的方向。
2017年9月8日于纽约Astor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