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离开纽约,我终究没有再回到 2 大道 86 街的 Dumpling King 去 看看,所以不能确定现在它是否仍然是我在那里工作时的样子。如果它没 有变,就应该还是一个不大的中餐馆,临街的玻璃窗上挂着红色的彩灯, 上面写着“Dumpling King”的字样;从门口伸出一个桔红色的棚子,上面也 写着“Dumpling King”;从第一道门进去,迎面可以看到一幅不大的油画, 好似陈逸飞的风格,画的是一个中国女人,穿着清朝时的对襟服在吹笛 子;要拉开第二道门才可以真正进到餐馆里——纽约很多餐馆都采用这 样曲折蜿蜒的入口——一面墙上挂了一幅刺绣的《清明上河图》,一面墙上全是镜子;大厅里摆了大概 10 张桌子,铺着紫色的桌布(以前是粉红的, 后来换成紫色的了);大厅的尽头是一个吧台,放着一些很久没有动过的 布满灰尘的酒瓶,吧台上方也像模像样地倒挂着许多酒杯,可是那些酒杯从来没用过;吧台旁边放了几株绿色的植物,植物旁边是一条短短的通 道,通向一道隔开厨房与大厅的大门。我这样写的时候,好像我还站在门 口的收银机旁工作一样,面对着空荡荡的大厅,面对着镜子里的自己;脚 下的收音机固定在 106.7FM——那是纽约的轻音乐台,常常播放一些老 歌。经理,一个个子不高的台湾人,坐在角落捧着一杯咖啡看报纸;Winndy, 餐馆里唯一的企台(纽约的中餐馆都这么叫服务员),进进出出忙一些杂事——她是一个四十来岁的马来西亚华人,个子非常矮小;偶尔我旁 边的电话响起,我就像从梦中惊醒一样跳起来,抓起电话很娴熟地说:
“Dumpling King, May I help you?”
后来在 TC 的博士生讨论课上做论文答辩的时候,我说在餐馆做田野调查,到最后我很困惑,不知道自己在那里究竟是做什么的:一个孤苦 伶仃在异乡漂泊的打工女孩?还是一个人类学学生,抱着崇高的社会科学 研究的目的,去了解在异乡的中国餐馆打工的中国人的生活?很多晚上, 生意清淡的时候——顺便说一句,那个餐馆一直生意就很清淡,我一直疑 心是因为我带去了坏运气,所以在经理面前常常有点愧疚感,觉得自己连 累了全餐馆大大小小的十来号人——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头顶的光照 下来,我的眼眶和鼻子在我自己的脸上投下影子;我有时候把头发挽成一 个髻;有时候梳两个小辫子搭在胸前;有时候梳两个小辫子,还用一块头 巾(那块头巾是黑色和金黄色相间的,我在国内买的)把头包起来。因为生 意清淡,我这样观察自己的时间很多,所以我对自己在镜子里的形象到现 在还这样历历在目。
我就这样常常站在镜子前面,什么事情也不做,光是浮想联翩。实在 无聊的时候就两只脚换来换去地站,玩金鸡独立的游戏。有时候企台(纽 约的华人报纸上就这样称呼餐馆服务员)会过来跟我说两句话。她说得最 多的是:我真的很厌了,每天都是这样。以前有个男企台,他有时候也会过来说几句玩笑话。我到现在还记得的是,他问我:你真的是从大陆过来的 吗?数学这么差!这倒是真的。客人给我一张 50块的钞票,付 25.15 的账单,要是他再给我 2 毛钱,我就呆在那里,脑子飞速运转,可是转了八圈, 也不知道应该找多少给人家,只想拿出纸笔来,老老实实地用小学学的法 子,列出竖式来算。可是经理就站在我旁边,斜着眼睛看着我。我只得哆嗦 着从钱箱里随便抓出一把零钱来递给客人,盼着客人的数学能比我好。有一次经理拉着一张脸对我说:你真的是硕士么?他是个台湾人,说国语的时候常常细声软语的,平时也很少粗声大气的说话,不过他说这话的时候 样子很刻薄,所以我记住了。可是我也承认,他说得在理,我这个样子,的 确不像 GRE 数学考了满分出国的。
我刚到这个餐馆来的时候,振振有词地对经理说我曾经在加州的餐馆做过两年。倒不是我存心不良(也许我真的存心不良?),而是要是不这样,根本不可能在餐馆找到工作。我在Flushing（纽约皇后区的一个区遥有很多中国人聚居在此袁颇有发展成为第二个中国城的趋势袁不过 与老中国城不同的是袁这里的中国人说普通话的比较多遥 ）的一家培训学校学习怎么 做收银的时候,那个老师——一个号称在纽约做了十年餐馆经理,有点娘 娘腔的男人——告诉我们:要是在纽约餐馆找工作,就说在加州做过;反之亦然。虽然我受了“正规”培训,知道了一堆菜名,可是这样明目张胆的 撒谎,还是忐忑不安。后来,有时候经理似乎偶然想起来,问我:你在加州什么地方啊?我就觉得头皮发麻,说些“那是个小地方,说了你也不知道” 的屁话搪塞过去。其实我疑心经理早就知道了我的鬼把戏,只不过一直没 有戳穿。至于他为什么不戳穿我,那我可就不知道了。
经理的照片贴在营业许可证的像框里,挂在我背后的墙上。这样即使他不在的时候,我也常常感觉他在监视我。其实那张照片中的他还是蛮英俊的,跟他现在这个样子相差很大。以前他是个很英俊的青年,长得很是 清秀(我在学校看见台湾小男生,也个个都很清秀,让人疑心他们都是 gay);现在即使不能说脑满肠肥,也至少是油光满面,看上去很有餐饮业人士的派头。Winndy 跟我说过很多次,其实这个老板心不坏,就是小器了 点。虽然挣钱很多,但是我看他起早贪黑地天天到店里来上班,常常在想, 他开着名车,住在 New Jersey 的别墅,但生活的大部分仍然是在这个充斥着油烟和中餐特有的味道的小餐馆里,那么乐趣到底有多少?后来,果不 出我所料,有一天我到那个餐馆上班,远远地看见另一个收银小姐站在柜 台,店里有点忙乱的景象。经理不像以前一样穿着衬衫,打着领带站在柜 台,而是穿着便服站在他常常坐着看报纸的角落里。一见我进去就满脸堆 笑对我说:“就在等你,告诉你一声,这个店我已经卖出去了。工作了十几 年,孩子都大了,我也很累了。”然后他就走了。那是我最后一次看到他。后 来我每次想到 Dumpling King,就会想起他,虽然他有过对我很刻薄的时 候,可是我到底还是感激他。况且,在中餐馆里打工,我算错了钱,本就不 应该指望有人宽容你。不论你是从福州过来专门到餐馆打工的,还是到纽 约来上大学的穷学生,不管你想不想放下知识分子那点臭架子,经理认的 就是你会不会做工,餐馆工。
况且,他还很小器。
我想起 Dumpling King 的时候,还会想起很多人。像 Dumpling King 这样的小餐馆,打工的人通常流动都很大。我因为懒惰的缘故,一到这里,就没换过——所以DumplingKing是我工作过的唯一的餐馆。虽然我前前后 后工作的时间加起来还不到一年,可是也目睹了在那里打工的人走马灯 似的更换。这让我觉得自己像沉在水底的一颗石子,看着流水和浮叶从我 身上流过。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叫 Michel 的。他是个送外卖的。通常送外 卖的一点英文都不会,也不会给自己取一个英文名字——实际上,他们连 中文名字都很少让人知道。通常人们都是根据他们签单的时候在单子上 写的名字称呼他们,而他们写在单子上的名字,有时候是一个依稀可辨的 姓,有时候是一个字母,有时候则完全不可分辨。而 Michael 却让我叫他 Michael。他是个瘦小的,四十多岁的男人,常常带了一顶棒球帽,上面写着 “NY”的标记。我后来才知道他原来是在南美做生意的,生意最大的时候 曾经策划开一个非常豪华的舞厅。他曾经娶了一个南美女人做太太,后来他的生意垮掉了,就离开了他。他把几乎所有的财产留给了那个女人,只 身来到了美国。Michael 告诉我他的故事的时候,在他 Flushing 的公寓里。他 跟另一个天津来的送外卖的合住那个公寓。他的房间很简朴,一张单人钢 丝床,一个衣柜,一张书桌,书桌上有一台电脑。到现在他仍然在关注股票 和网上各种生意的行情,希望有一天能东山再起。我离开他家的时候,他 送我到地铁站。远远的我看见他穿着一双拖鞋,头上没有戴那顶棒球帽, 短短的头发有点灰白,露出头顶头皮的颜色。地铁在高架的铁轨上“咣咣” 地走了。纽约的地铁,总是给人压抑的感觉的。我想到他告诉我的“我已经 四十有八了,我不能这样回中国去”,就忍不住想掉下泪来。Michael 跟我很 谈得来。在所有我访谈过的人当中,他跟我谈话的次数最少,可是谈得最 多。后来我们还常常提起要再聚一聚,到 flushing 吃吃火锅什么的,可是总 也没有时间。有一次,我站在柜台无所事事的时候,他送单从我面前经过, 突然压低了声音神秘地对我说:“你在这里做什么,赶快回中国去吧。”然 后就匆匆出去了。我笑了一笑。当时并没有想到,直到现在,我还能这样清 楚地记得。
另一个是一个叫小吴的上海人,也是送外卖的。他可能有三十多岁 了,戴着一副眼镜,脸颊很瘦削,每天都穿着一件旧的夹克——因为他只 是冬天在 Dumpling King 工作过,所以我不知道他夏天会穿什么。我记住 小吴,是因为他是个好心的倒霉蛋。说他是个倒霉蛋,主要是因为每次我 接错了外卖单子,总是他碰上:要么是我地址记错了,害得他大晚上的像 没头苍蝇一样在大街上跑来跑去;要么是我听错了菜名,客人要求调换, 结果又是他,得再送一次。尽管如此,他却从来没有骂过我,刻薄的话也没 说过。我千万次地下定决心不能接错单子,可是一到忙的时候,还是不可 避免地出错,一出错总是小吴摊上,他又总是毫无怨言。我想把每次送单 该得的小费给他,可是他不要。我只能很感激地看着他,看他进门的时候微笑着跟他打招呼,看他来送单的时候帮他把塑料袋罩在装食物的纸袋 子上......还有就是尽量尽量不要出错——我能做的只有这么多。我总在想等我哪天有了时间一定要请他好好吃顿饭。可是那一天总是没有到来: 他差不多每天都要工作,唯一休息的一天我又得上课。这就是所谓的心有 余而力不足吧。以前没来纽约的时候,我总觉得没有什么是不可以掌握 的,命运在自己的手中;当我在中餐馆里打工,想请小吴而终不可得的时 候,才醒悟到自己对命运的把握,已经到了何等脆弱的地步。暑假的时候, 我没在 Dumpling King 做收银了,而是跑到学校的图书馆“捡垃圾”（见叶哥大教师学院之打工篇）。等暑假过后我回去,小吴已经不在那里做了。我跟 Winndy 提起这个人,她想了好半天才想起来。可是她也不知道他去了什么地方。在中餐馆就是这样, 每个人都不知道另一个人明天还会不会来。消失了就消失了,不会留下任 何痕迹。我跟小吴就这样从此断了音信。
现在我是永远离开 Dumpling King 了。不过谁知道呢?我在餐馆的柜 台后面站着的情形,在我来到纽约之前,压根儿就没想到过。而在餐馆的 时候,好像我才第一次感觉到生活如此诡谲,不禁有点吃惊,而且拼命想着这其实并不是生活本身,这只是我做的一个研究罢了。可是我就是生活 在研究之中,而且作为人类学学生,我首先研究的就是自己。这就好像学 生物的,自己挤出一滴血,放到显微镜下去观察一样——这个实验我初中 的时候就做过,因为操作错误,把自己的红血球全部压成了扁平状。那时候,——很多年以后,我都不知道,自己会重复这样一个试验,而且因为缺乏教授的指导,是不是因为操作失误把什么东西压成扁平状都不得而知。 这种不得而知的感觉是那样强烈,所以我无比沮丧:连自己都不得而知, 我还能知道什么呢?
不过 Dumpling King 我肯定是离开了。因为老板把店卖掉了,所以实 际上,Dumpling King 已经永远不存在了。
2004年9月21日于四川荣昌
后记:
在中餐馆打工的大多都是非法移民,从福建偷渡过来的。我的论文写 的就是他们漂洋过海,在中餐馆这样一个弹丸大的地方的生活。他们漂洋过海,当然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的。别的不说,光是以货币为单位的代价, 二零零二年的时候,就大概是六万美金。所以他们到中餐馆打工,不管到 哪个中餐馆,都是起早贪黑,一个星期工作七天。加之语言又不通,所以除了中餐馆,也竟没有别的什么地方可以去。我一个星期去 Dumpling King 两次,只能窥见他们生活很小的一个片断,然而这些片断,已经让我觉得 生活不堪之重了。当然我还是根据教授的要求,非常牵强地套用了某人类学家(Victor Turner)的理论,列出了一、二、三、四若干结论。如今理论和结论全都忘光光了,只记得论文答辩的时候一个面皮红红,鼻子通红的教 授问:
“既然大家都知道他们是非法的,为什么警察不直接进去把他们抓起来引渡了?”
我有点张口结舌,心想我还没有研究到警察头上去呢!
另一个头顶光光的教授机灵地替我解围了: “警察只有午餐时间才会到中餐馆,那时候他们只吃饭,不工作。”
我没有做过统计,不知道纽约有多少家中餐馆,也不知道在这些中餐馆工作的中国人,有多少是非法移民(其实在纽约的日本餐馆、越南餐馆 等等,也有很多是中国人开的)。不过我可以肯定,要是没有非法移民,以 聚集全世界美食为傲的纽约餐饮,大约免不了要凋敝了。
2009 年 2 月 22 日于纽约 Astor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