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茶马古食店”,大路上一片昏黑,远处路口一盏白炽灯遥遥地亮 着,照着屋子前面一张布满灰尘的台球桌。据说那后面的屋子是一个录像 厅,可以过去充电。

我先回到空荡荡的客栈。楼下的“利丰商店”也点了一盏白炽灯,几个 面目模糊的人坐在里面打扑克。我上了楼,看见该宗已经在门外打了地 铺,说是要晚上看着骡子。斯里德姆就拴在楼下门前的木桩上。我进了屋, 里面一盏惨白的荧光灯,照着我的孤零零的睡袋,还有那支区那通竹竿。

我取了相机充电电池下楼。该宗神色紧张地问我做什么去,我说去录像厅充电。一路上该宗表现出了天然的责任感:我在怒江边上洗脸的时 候,他站在我身后,以防我出于某种神秘的原因掉入江中;在扎那的下午, 我去哪里他也要跟去,简直就像斯里德姆一样,最后我说:“我要去上厕所 啦!”他才不好意思地一笑,让我单独走了。所以此时我补充一句:“马上就 回来。”

我到了录像厅,里面几乎没有人,录像还没有开始。一个莫约四、五岁 的小女孩穿着学校的校服——就是那种颜色俗丽的大运动衫——倚在门 边坐了收门票。我跟她说我只进去充电,她什么话也没说,就让我进去了。 里面一个身材高挑的年轻男子很客气地帮我把充电器插好,我便告辞出 来。

我在门口的台球桌站定。扎那的夜晚清冷,四周的群山沉默,旁边黑 压压的屋子看不到一点灯光,我想是他们的墙太厚,窗户又太小吧?每一 所房子里都会有一个男人和女人,或许还带着小孩子,在生火做饭:或者 点着惨白的荧光灯,或者点着蜡烛。在高原稀薄的空气中,群星显得那样 高远而明亮。我试图找到我喜爱的猎户座,未果。

路边不住有人经过,源源不断地有人到那录像厅去,皆好奇地看着 我。后来过来了一个长头发的女子,站在台球桌边跟我说话。她身材有点 胖,一张扁脸,眼睛细长而小,嘴唇薄薄的。她告诉我她是怒族的,从贡山 那边过来这里找朋友玩。贡山距此地需要至少走一天的路。

“你来做什么呢?”

“转山。”

“啊!快了。”她把小眼睛睁得大了些,“你可以在这里多玩两天嘛。”

我笑着摇摇头。

就我们说话的当口,台球周边渐渐围了一圈人,大多是十五、六岁的 少年,一言不发地靠在台球桌上,只是拿眼睛看着我们。其中有一个 30 岁左右的高高的中年男子,看起来像个汉族人,站在怒族女子身边也跟我搭 讪:“你从什么地方来啊?”

“重庆。”

“噢,我去过的。”

说毕他便转头跟那群少年大声说什么,那些少年也大声回答,他们一 边说话,一边斜了眼看着我。我一个字都听不懂。我问那怒族女子他们在说什么,她说她也听不懂。

我渐渐觉得自己陷入到一种无法理解和控制的情境之中。这种感觉在其他任何地方都不曾有过——甚至在我和该宗露宿在荒无人烟的子数通的时候都不曾有过。我对自己的这种感觉感到不安。于是我对那怒族女 子说:“我要去取我的电池了。”

录像厅里已经黑压压地坐满了人。放的是一个很老的港台片,打斗的 声音很喧闹,电视是黑白的,屏幕前放了一块三色玻璃,所以片子里面的 人物皆绿着脸,黄着上身,底下是粉红色的裤子。人们看得津津有味。对于 不得不跨越重重人墙去取充电电池,我很是过意不去,只好一迭声地说对不起。那些兴致正酣的观众倒也不介意,站起来给我让路。电池还没有充好,不过我还是拔下来走了。

我离开的时候那怒族女子和中年男子也跟我一起走,同时一再邀请我去他们家里看录像。我婉言谢绝了。回去的路上正好遇到该宗出来找我,我便跟他一起回了客栈。

房间里的白炽灯已经熄了,只有一面墙上的两扇狭小的窗户透进来 些许微弱的星光。我用区那通竹竿顶住了木门,摸黑钻进了自己的睡袋。 那种不安的感觉仍在,在我睁着眼睛躺在黑暗里的时候,甚至愈来愈强烈。不知道躺了多久,我听到门外的路上传来一群人走过的声音,其中有些人在大笑,有的在大声尖叫,有的在咳嗽。我甚至疑心是那群台球桌边的少年,虽然我知道这样的怀疑实在一点道理都没有。远远近近地有许 多狗在狂吠。楼下传来一个女子的呻吟声。我摸出卡卓刀,放在伸手可及 的地方。后来又想起来,把眼镜也掏出来,放在更近的地方——看,一个近 视眼要做好逃生的准备,就是这么麻烦。

扎那，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