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度母，Karsang Lama，纽约“西藏会馆”，2017
出于对遗忘的恐惧——过去的十天中去过的地方，见过的人，以及让我猛然开窍的书，我终将失去记忆——我将它们记录于“近处”：它始于4月14日，今年的复活节星期五，那天我终于得以有机会去“西藏会馆”参观尼泊尔唐卡大师Karsang Lama的“西藏唐卡展”（我跟Karsang Lama大师三月在华美协进社尚有一面之缘）；终于4月22日，一个周六的晚上，我在皇后区Astoria家中一手端着红酒，一手捧着Francis Fukuyama的论文《历史的终结？》。这两件事看起来相距甚远，不过如下文所示， 实际上却紧密相连。
“西藏会馆”坐落在曼哈顿15街，在第五和第六大道之间， 地段不错，只是入口稍不注意就错过了。我先闯进了跟它同地址的酒店，才知道入口原来是旁边一扇容易忽略的门。虽然如此，本次“西藏唐卡展览”却是让人惊叹的。唐卡是藏传佛教的一种艺术形式，用源自天然矿物质制成的色彩明艳的颜料， 极尽工笔之至在丝绸或画布上绘制各种佛像，神怪等等（薛茗，2016）。我的最爱是绿度母（梵语为Syamatara）。该女神身姿曼妙，在唐卡中的艺术表现庄严而优雅。我也花了点时间弄清楚她原来是“众佛之母，为生命万物解脱世间的痛苦”（引自展览说明手册）。第一次走进“西藏会馆”——这也许正好说明我对这个以达赖喇嘛为首要支持者的文化政治组织下意识心存芥蒂——我很高兴有机会看到这些让人惊叹的唐卡艺术作品。“西藏会馆”免费入场，我流连许久，是唯一的观众。馆里两个工作人员一边大声说话，一边为接下来的某个活动调试电脑——在佛，女神，鬼怪，“生命之轮”等等的唐卡包围下，展厅中间整整齐齐放了好些椅子。
生命之轮，Karsang Lama，纽约“西藏会馆”，2017
这个周末我不用去找复活节彩蛋，所以干脆第二天去参观“大都会”博物馆四月初刚开放的展览“帝国时代”。“帝国时代”展出中国秦、汉两代的艺术珍品。这两个大致与西方古希腊罗马文明同时代的中国“古典时期”，对中国文明的形成起了决定性作用。展出的160余件作品包括几个秦始皇兵马俑，以及汉代“中山王”刘胜的妻子窦绾一件保存完好的金缕玉衣。“大都会”规模浩大的展览不仅激发西方人的好奇心，也吸引了不少正巧在纽约的中国人（我也是其中之一！）。实际上，那个周六下午，拥挤的展厅里大约有三分之二的观众都是中国人。由于我工作的华美协进社不久以后也会展出一件金缕玉衣，我特别注意到“大都会”的此次展览竟来自中国二十几个博物馆。想象一下要经过多少繁琐手续才能让所有展品在纽约第五大道的“大都会”如此展出：每一件展品当是每个中国的博物馆的精华（否则干嘛特别在“大都会”展出呢？），所以将它们从中国的“家”中运至纽约，并以现在的最终形态呈现在“大都会”的展厅中当经过相当细致费时的协商。对于即将组织中文教师学习汉代历史的我来说，这个展览也是我的必修功课——这些通常情况下远隔重洋而且散布在中国各个博物馆的国家珍品，如今仅有几个地铁站之遥，这样的功课都不做，就实在没有理由啦！
接下来周四的晚上，华美协进社放映并讨论了去年底在中国特别火的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制片人雷建军是清华大学的新闻与传播学教授，特地到场与观众互动问答。雷教授中等身材，匀称而结实，风度谦逊而儒雅。问答主持薛茗教授是自然博物馆的博士后，也颇受观众欢迎。我还意外发现，雷教授与我都是北师大的校友，除了都认识把雷教授介绍给华美的黄亦兵教授（亦是中国当代作家，笔名麦芒），还竟然有共同的朋友。在问答当中，雷教授提到中国的大部分纪录片很难在年轻人当中引起共鸣，这部纪录片的成功的确出人意料。也许，修文物的大师们对故宫收藏的珍宝简单而纯粹的爱护，在出现“意识形态真空” 的中国， 特别对淹没在铺天盖地的消费主义当中的年轻一代，显得特别珍贵。这种纯粹体现了人与物之间“另类”关系：一种精神的，类乎宗教的关系。不出所料，该纪录片在中国火起来以后，故宫文物修复组第二年就收到了不计其数的工作申请，倒是培养下一代文物修复大师的好兆头。
4月21日，我负责的中文教师培训班，汉代：中国与世界，如期举办。纽约州立大学Purchase分校的于仁秋教授，华美协进社的高级讲师，就汉代（及秦代）做了一个半小时的讲座。于教授是颇受尊敬的历史学家， 风度翩翩，特别强调秦代统一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还在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里囊括了汉代诸多内容，包括其四百多年的复杂历史，先进的政治制度，正统儒家思想的确立，及汉代对之后两千多年帝王历史“定型”的重要作用。在讲到大历史学家司马迁的时候，于教授难掩激动之情。毫无疑问，在千年之后的纽约，历史学家之间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讲座中于教授引用Francis Fukuyama论证汉代政治制度的先进性，指出汉代早在两千多年前建立的政治制度就几乎完全符合Max Weber对于现代官僚体系的定义。因此，我才会在周六晚上读到Fukuyama1989年的论文，《历史的终结？》。在文中，Fukuyama提出：
“历史终结是悲哀的。认同的挣扎，愿舍身取义的意愿，以及对世界范围内意识形态冲突的关切、勇气、想象和理想主义，将会被小心翼翼的利益算计，没完没了的技术问题，对环境的担忧，以及不断复杂化的消费需求所替代。“后历史”时代将不再有艺术和哲学，只有永无止境的关照陈列人类历史的博物馆。”
当然，人类活动仍将不可逆转地继续。历史书仍将记录不断涌现的新事件，正如报纸或社交媒体层出不穷的头条新闻。Fukuyama所说的“历史的终结”，意在辩论自由民主政治为“人类政治体制的最终形态”，之后再无更高形态。1989年，法西斯主义二战以后早已全面溃败，共产主义在社会主义苏联和中国也逐渐式微，的确让人觉得自由民主已经取得了社会意识形态的最终胜利。然而，这样的胜利却难以兑现“永久的极乐世界”：虽然我并非完全接受自由民主是历史的终结，但也赞同， 在自由民主取得胜利之时，意识形态斗争所带来的意义感也烟消云散，其中的讽刺意味不言而喻。
我既不是历史学家也非研究政治经济的学者，自由民主也许并非是我日常用语，然而，最近对美国、欧洲及亚洲铺天盖地的媒体报道却让我在日常生活中不得不思考，或者对“自由民主”的讨论感同身受（例如11月9日的美国总统大选）。与“历史终结”的胜利感相反，人们更多感到自由民主在现实中可能产生的种种弊端。此外，由于缺乏理想主义的想象，整个社会的确运作起来像没头的公鸡一样：经济、技术和环境问题固然重要，却都无法提供某种核心的意识形态。在阅读Fukuyama的同时，我忍不住回想自己过去这无足重轻的10天：表面上看起来丰富多彩，却难以在形成某种整合的意义。一旦当时的兴奋消逝，空虚感也随之而来。说到“复杂化的消费主义”，我刚刚买了去温哥华瑜伽度假胜地的机票……
人类的生活，不论是个体还是集体，总体说来就像毫无意义的事件汇成的河流一样，这种说法已毫不新鲜（例如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也许这是任何人都无法逃避的感觉。然而生活终将继续，作为能感知的生命我们必须承受这样的煎熬。正因如此我在纽约的艺术与文化中的找寻片刻的安慰（谢谢绿度母！），并将其记录下来，这个过程中的感觉或许能与故宫的文物修复大师的某些感受类似。遗憾的是，对我来说， 这样的安慰是如此短暂。
犀牛，汉代（公元前206-公元220年），纽约大都会博物馆，2017
2017年4月
纽约Astor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