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salle 是我在曼哈顿的第一个住所。我到纽约的第一年,像蚂蚁逢雨 天就搬家一样,我一到假期就忙着搬家,好像搬家是很休闲的锻炼,最适 合消磨假期无所事事的时光一样。以至于后来,我跟别人说一年搬了 4 次 家,我都不知道是该为自己这种不屈不挠搬家的坚韧骄傲,还是该为自己 始终找不到一个落脚的地方悲哀:纽约何其大,曼哈顿也不小,我的要求 不过微乎其微——一个能放一张床,一张写字台的地方而已!
在哥伦比亚大学(简称“哥大”)附近,Lesalle 是一条很不著名的街道。 曼哈顿除了非常 Downtown 的地方每条街有自己的名字,比如 Canal Street, Wall Street, Huston Street......其他地方的街道都以数字命名。据说 当年开始建设纽约的时候,大家还慢条斯理地给每条街道取一个有纪念 意义的名字,比如 Huston,就是一个著名家族的姓;后来城市扩张的速度 太快了,设计者们一来必须讲究效率和速度,二来如果每条街道都要想个 有意义的名字,可能也不胜其烦了,于是就按照数字由小到大一直排上 去。不过另一个后果就是在 downtown 还有很多街道可以跟历史联系起 来,在 midtown 和 uptown 却一点历史气息都没有了。哥大的大门在 116 街和 Broadway 交界的地方,正对着一个地铁口;哥大教师学院在 120 街; Lesalle 位于 124 和 125 街之间,再往上就是著名的 Harlem 区了。
70 是大楼的号。也就是说,我是住在 Lesalle 街道上的第 70 号大楼。我 住的地方有大概 4 栋大楼聚在一起,大楼之间是一片高低不平的花园,花 园里有花有草(不然还叫什么花园!),有长椅,还有大小松鼠到处窜来窜 去——我刚到纽约来的时候看见只要有花园,有草坪的地方就有松 鼠——浑身灰毛,拖着一条蓬松的长尾巴到处乱跑,一点也不怕人——很 是惊讶,觉得纽约人民的生态保护觉悟真是高——其实这完全是个人偏 见。我对松鼠有偏爱,觉得它们长得比同是啮齿动物的老鼠可爱多了。我 在地铁站里看见到处跑来跑去的大灰老鼠时,就没有把这种景象同纽约 人民的生态保护觉悟联系起来。
我在 Lesalle 的公寓房间很大,是我迄今为止住过的最宽敞的地 方——不过大得有点空荡荡的,因为我实在没有多少东西可以充实它。客 厅里是一张巨大的沙发和一张摇摇欲坠的桌子:都是房东留下来的—— 房东是一个个子高挑的年轻黑人女子,在哥大学法律,我觉得她长得很漂 亮;可是后来等到我们退了房子,要她还押金的时候她就躲起来不见我 们,我就觉得她不漂亮了——不仅不漂亮,而且想想都觉得面目可憎!人 就是这么主观的动物。
我对于 Lesalle 的回忆,也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
这主要跟和同屋的韩国女人作斗争有关。公寓里一共住了三个人:林 和我,我们合住在一间大屋里;另一个韩国女人,住在一间较小的屋子里。 她的屋子因为有一张很堂皇的老式大床,显得异常拥挤。我们和韩国女人 的斗争,如果不能用可歌可泣形容,至少也称得上荡气回肠:当我们用有 限的英文把那个韩国女人气得暴跳如雷的时候,那种感觉的确荡气回肠。 虽然我们的争执表面看来都是围绕鸡毛蒜皮的小事:比如打扫卫生之类 的,但当韩国女人鼻孔朝天,说“Chinese is dirty”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声 明:首先,有的中国人 dirty 并不能证明我们 dirty,因为诸多事实表明,其实是韩国女人自己 dirty;第二,有的中国人 dirty 也不能证明所有的中国 人都 dirty,因此“Chinese is dirty”这句话犯了 over generalization 的错误;第 三,“Chinese is dirty”这句话本身的侮辱性显而易见,韩国女人说出这句话 来,显然不仅仅是因为逻辑学得不好,所以我们也就没有理由对她保持客 气——这样我们的争执就上升到了国家民族的高度,每次跟韩国女人论 战完毕就有一种自豪感,觉得不仅仅捍卫了自己的尊严——在美国这种 感觉就是这样明显。不过捍卫民族尊严的最终结果对林和我并不好:韩国 女人从中作梗,硬是让我们没有办法拿回租房的押金。
其余的回忆就是关于林和我的了。在 2002 年 8 月 29 号之前,我们谁 都不知道对方的存在,但那天下午,我们在学校提供校外租房资料的中心 碰上,一问之下,不仅同是刚到哥大教师学院,而且居然同是来自四川!然 后我们就一起找房子,住到了一起,每天轮流做很辣的川菜吃,回头想想, 连自己都感慨整个过程的戏剧性。现在,在我关于纽约的回忆中,林占据 了某种“必然性”的位置,但这种必然性有一个很偶然的开端。虽然我很想 说其实每种必然性的开端都是很偶然的,但我知道我必须谨慎。因为这样 会犯了跟韩国女人同样的 over generalization 的错误,而且我的人类学教授 们也要对我大失所望了:我在教师学院学了两年人类学,主要就是知道了 这个世界上其实没有什么 general rule 可言。
说我们住在一起,这不仅仅是概念上的——我们是同屋;而且是物理 上的——我们不仅合用一间卧室,甚至合用一张床。这样说起来颇有“同 志”之嫌。加之我和林个子差不多,常常出双入对地去买菜,在独来独往 的美国人眼里,嫌疑就更大了。不过我们并不在乎,而且在纽约这个地方, 是“同志”也不奇怪,教师学院就有专门的 Gay & Lesbian(男女同志)协会, 还在教师学院的餐厅办聚会。后来林和我常常开玩笑说干脆就做“同志” 算了,还可以去登记教师学院的 family house!
刚到美国,买什么东西都要换算成人民币,一美元约等于八块钱人民 币,这样换算的结果是什么东西都不敢买了,因为什么东西都贵得惊人: 一片比萨饼要 20 多块钱,到中餐馆去买一个午餐得要 30 多块钱;连最简 单 , 最 没 有 营 养 的 Bagel (一种像面包圈一样的犹太食品) 也 得 要 6 、7 块(以上均以人民币为单位)!那时候每天晚上熬夜看书到 12 点 1 点,中 午想喝杯咖啡都在算:一杯咖啡 85 美分,如果一天一杯,一个月下来要差 不多要 25 美元,那就是 200 块钱人民币。一个月花 200 块钱喝咖啡是不是 太奢侈了!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就是这么土!我们的房间里只有一张双人 床,如果要买一张床,即使是旧的,也得要好几十块钱——于是我们就抱 着等着天上掉馅饼的侥幸心理先在一张床上凑合。有时候免不了“肌肤相亲”,林说:你的皮肤好光滑,再吃一次你的“豆腐”。我们就在黑夜里大笑。
后来我们的馅饼终于掉了下来。一天晚上,我从学校回去,看见楼下 的一个叫 Max Soha 的意大利餐馆旁扔了一个单人床垫。时值秋天,Max Soha外仍然坐了很多人,空气中有种秋天的凉凉惬意。我想在这个时候捡 床垫,真是太他妈煞风景了!可是我还是走过去,拖了拖床垫,死沉死沉 的。于是我跑回去,对林说:下面有个床垫,要不要?要!当然要!林二话 没说,就跟我下楼,一路狂奔至床垫,生怕晚了就被别人捡去了。虽然我像 个知识分子一样死要面子,但是床垫终究还是比面子重要。所谓人穷志 短,其实就是说的这么回事。
床垫只是馅饼的一半。因为只有床垫,没有床,我仍然跟林睡一张床, 过幸福的“同居”生活。直到有一天,我回公寓的时候,林兴奋地告诉我,她 在地下室里发现了一张单人床,和韩国女人一道搬了上来(那时候我们的 民族矛盾还没有表面化)。就这样,终于,我有了一张床。软绵绵的,很舒 服。我到处发邮件,告诉国内的朋友,我现在有了一张床。后来我搬家的时 候,很想把床也一起搬走,可惜即使是单人床,对于经常搬家的我来说,也实在是沉重的负担了。 后来我和林没有再“肌肤相亲”过。晚上关灯过后,我们有时候躺在床上聊天,聊四川的麻辣烫,家里做的腊肉,以前的男朋友,等等等等,聊到深夜 1、2 点钟,好像回到了大学宿舍,虽然我们是在曼哈顿离 Harlem(著名的黑人区)很近的一个公寓里,旁边住着一个讨厌的韩国女人。
第一个寒假快过去的时候,林和我都另外找了住所。有的人总是抱怨生活一成不变,对于我来说,生活却是变化太快,还没有真正适应这个,又 得开始面对那个了——这也很可能因为我反应迟钝,适应太慢。我还没有 真正适应 Lesalle,就不得不离开它了。我对离开 Lesalle 颇感高兴,虽然对于 要和林分开觉得很留恋——这样下去,真的变成“同志”也不是不可能了(呵呵)!我们虽然有很多地方不同,但无论如何,有种相依为命的感觉。直 到很久很久以后——就是说,林已经有了男朋友,搬到 Downtown 的一个 studio 住了,而我也不必盘算每天喝一杯咖啡是不是太奢侈了以后——我 们回想起在 Lesalle 过我在美国的第一个生日:我们买了一个小蛋糕,在蛋 糕上插了一支小蜡烛,我对着窗外川流不息的汽车的尾灯,许下一个 25 岁的心愿——我们仍然感到这种相依为命的亲切,虽然我已经忘了,当时 我许下了什么心愿。
2003 年 12 月 26 日于纽约 Manhattan
后记:
重读当年这篇文章,已经是二零零九年的二月。当年我在教师学院外 面的大街上觅食,抱怨一片比萨饼换算成人民币要二十多块钱;现在回中国去,二十多块钱还买不了一块比萨饼了呢。七年之间,这世界究竟变了 多少呢?
我和林都仍在纽约。她早已在曼哈顿西边哈得孙河对面的一幢公寓楼住下,跟老公一起经营幸福的小家庭,并期待他们的第一个孩子的降临;我则在中国与美国之间辗转几年之后,终于在曼哈顿东面的 Astroia 定居下来——“定居”是一种很不可靠的说法,但是比起当年我们住在 Lesalle 来说,要“定居”很多了。从搬进去的第一天开始,我就清楚 Lesalle 只是一个临时的地方。未来的无限可能性展现在我面前,有些并不是我期 待的,而未来也并没有完全按照我期待的方式发展——未来从来就没有 按照我期待的方式发展,要不然这世界就太无趣了。虽然,在七年后的我 看来,我为了“有趣”付出了,而且仍然在付出,很大的代价。
2009 年 2 月 16 日于纽约 Manhatt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