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差不多是在 2004 年最冷的一天再次走进了 Hungarian Pastry—112 街著名的 St. John 大教堂对面很不起眼的小葡萄牙咖啡馆。它的红白粗条 纹相间的屋檐很低,通常屋檐底下会放几张桌椅,天气好的时候,那里是 人们最喜爱的地方,可是现在,那里一个人都没有,而且桌椅也都堆砌起 来,放在墙角,一幅很零落的样子,让我疑心这家店根本就关门大吉了。
可是拉门进去,里面还是一样弥漫着咖啡的香味,只有墙上的一排昏 黄的小花灯亮着,所以几乎只有靠墙的位子才能看得清东西,想在咖啡馆 里看书的人把靠墙的位置几乎都占了。中间的那几张桌子都空着,一团漆 黑。
我走到柜台前,一个背对着我的肤色很深的西班牙女招待转过身来, 冲我一笑,露出很白的牙齿。我像往常一样点了一杯咖啡,留了我的英文 名字 Fiona,但女招待写成了“Viona”,我也懒得纠正,然后就走进去找了个 靠灯的位置坐下——我运气不错,那几乎是最后一个靠灯的位置了。我的 前面坐了一个神情古怪的光头老头,鼻子既大且尖,带着一幅宽边的,看 起来有点滑稽的眼镜,看见我坐下,有点不安地冲我望了一眼,咕哝了一 句什么。斜对面靠墙的灯下是一对年轻人。男的背对着我,只能看见他魁 梧的身形和卷曲的深棕色头发;正对我的女人却是一个很迷人的年轻女子,头发和眉毛都是很浓的黑色,短短的头发下部被剪成凌乱的样式,有 点落拓不羁地支棱着;眼睛是深深地藏在浓黑的睫毛下了,间或抬起来看 看对面的男子,眼睛里全是柔和的笑意。我坐在自己的位置上看过去,突 然觉得这样打量别人,未免不太礼貌,于是只能很快地瞟过一眼,不敢多 在她的脸上停留。
咖啡馆里的空气有点闷,我想多半是因为那里光线很暗的缘故。人们说话的声音很小,听起来嗡嗡的一片,只有不知哪个角落里什么人在用法 语大声地说话。很多人只是坐在那里看书,一声不吭。偶尔听见女招待清 脆地叫一声某个名字,然后看见她们用托盘托了香喷喷的咖啡或是甜点 过去了。以前早上来的时候,我很喜欢这里的 Cheese Danish 和 Cinnamon Roll（两种都是甜点：Cheese Danish是一种加了cheese的面包，外面是一层酥松的烤得金黄的皮，里面很松软； Cinnamon Roll 即是葡萄干面包，不过是做成扁扁的一卷）,不过今天我是午后来的,所以只要了一杯咖啡。
还有那只黄黑相间的肥猫,依然摇了粗大的尾巴在桌椅和人腿之间 懒洋洋地走来走去,偶尔跳到你旁边的空位置上若无其事地坐一坐,又百 无聊赖地走开。
我最开始对这个咖啡店感兴趣,是因了一个传说,说这里的咖啡是哥大附近最好的。HH也向我猛烈推荐这里的 cheese cake,说又便宜又好吃。 还有一个传说是,虽然这家咖啡馆不怎么起眼,价格既低廉,装潢也不是 很富丽,却是很多著名作家成名之前的常来之地:一边喝咖啡,前途未卜, 一边躲在角落里奋笔疾书,写出将来的成名之作。这样听起来,这间小咖啡馆就有了点特别的味道。我第一次来这里也是跟了 HH 和小 Z,在我搬到 121 街之后的那个暑假。没想到来过一次之后就爱上了它。
Hungarian Pastry 的懒散氛围最适合我这样自由散漫惯了的人。里面的墙壁很简单地刷成红白相间的颜色,地面是水泥地,桌子是很普通的木头桌子。墙上挂了一些不知是哪些画家的风格很简约的水彩画:有一幅画 的是三列并排的小花盆,歪歪扭扭地摆在一起,里面种的什么也完全不能 分辨,红的绿的点缀着;有一幅单是画了一个长翅膀的天使,双手抱住两 腿蜷曲在地上,脸上全是痛苦的表情;还有一幅是一张蓝色的人脸,紫色 的头发披下来,两只漆黑的眼睛很夸张地被画到了头顶上,这样把整张脸 拉倒有马的脸那么长,完全不是一个人可能长成的样子。最著名的还是那里的厕所。传说厕所的墙壁上有很多经典的诗句,很有可能是某个当红作 家当年的手笔。厕所的门在一个很隐蔽的角落,上面用红色的漆大书: TOILET。推门进去,果然东倒西歪,到处都是题词。
其实到厕所题词的也不完全是诗人,有的甚至连文学青年也算不上。 比如这个:“If you love peace, it’s coming soon”。完全是政治标语,让我想 到在贵州某偏僻小镇屠宰厂里看到的大标语:在三个代表思想指导下进 行我们的屠宰工作!虽然内容大相径庭,精神也风马牛不相及,不过政治 气味是相投的。还有这个:“I like guys with nice feet.”旁边用一小括号特意 注明“(Yes,I’m a gay!)”,并附有电话号码。这就是PastryBakery的风气, 开放如斯。
当然也有文绉绉的,比如这个咏叹爱情的:
There is no more poetry; I rose within with words—— But then I tumbled down——you didn’t see; Flushed, sweet lover——why could you not see me? ......
You disease; you love——your hunger——
Why can I not see it? Oh, breathtaking blindness——
You are blessed, but I am grief of life—— My blood; my word——my fear——
I am real; I exist; I am here
虽然厕所并不是什么说甜言蜜语的好地方,而且写这么长的诗势必要使等在门外的人烦躁不安,但是 Hungarian Pastry 就是如此传统,而且广为流传。我很想什么时候也带支水笔,到墙上留首中文诗,可惜每次去那里都忘了。
我去那里其实完全不是为了喝咖啡,而是为了看书。记得小时候看居 里夫人传记,说她如何在喧闹的咖啡馆里气定神凝地学习,最后终成一代 大科学家,顿时对居里夫人景仰无比。等到我在 Hungarian Pastry 看 Foucault 写的What’s Enlightenment的时候,我才明白,这有什么了不起! 这 边的学生,差不多个个都喜欢在咖啡馆看书。出个把居里夫人,从概率上来说很正常。当然我这么说,完全没有把自己和居里夫人相提并论的意思。
那时候我正上一门哲学课,关于方法论,主要就是讨论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有“真理”这回事。每个星期六的早上,我都到 Hungarian Pastry 看这门 课布置的阅读材料: 这个星期 Merleau-Ponty 说知识实际上是一种个人体验,就好像即使面对一幅已经画好的画,还须看画的人内在的某种体验被唤醒,这等于是说,就算给你一把手术刀,还得靠你过去的经验和当下的体验,决定是用它来切苹果,还是用它来执行神圣的救死扶伤的使命;下个星期又看 Ayre 说那些鼓吹可望不可及的绝对真理的人都是在故弄玄虚,胡说八道,什么东西如果不是摸得着看得见,那就别相信;再下个星期 Geertz 又说了,所谓追寻真理的道路,端的是无法穷尽,就好像一个印度故事说的:一个英国的人类学家在印度,听说世界在一头大象上面,大象下面是乌龟(天哪,那只乌龟的壳得多硬!),遂问之(人类学家都有好打破沙锅问到底的坏毛病):那乌龟下面是什么呢?答曰:乌龟下面也是乌龟。再问之:那只乌龟下面呢?(提这样的问题纯粹就是一幅挨打相了,不过考虑到当时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所以朴实的印度人民对于英国人类学家的问题才会不厌其烦地回答吧)答曰:底下都是乌龟了。真理这个东西,追寻起来就是这样,你以为发现了真理,但永远会发现还有东西在真理之下, 让你措手不及地被推翻。在昏暗的小花灯下看这些文章,不仅觉得真理难以捉摸,整个世界都混沌一片。
尽管如此,等我从咖啡馆里头昏脑胀地出来,走在灿烂的阳光底下, 还是很有成就感,莫名奇妙地为自己发现这世界的真理其实就是混沌一片高兴万分,颇有“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冲动。站在街角的黑人冲我微 笑,我也冲他笑笑,真心诚意的,觉得这阳光下混沌的世界多美好。
2004 年 1 月 12 日于纽约 Manhattan
后记:
为什么去咖啡馆成了生活的必需?
二月一个周末的早晨,在 Astoria 醒来,阳光透过百叶窗照进客厅里, 几盆绿色植物在蓬勃生长,我给自己做了一杯香喷喷的咖啡,坐到墙角的 沙发里。咖啡的味道很不错,手边就是自己喜欢的杂志,一切都很舒适,——但是，空气中有种莫名的不安，驱使我走出门去。
Astoria 跟曼哈顿很不一样 。街道两边是两层的红砖小楼,楼前有小 小的花园——但是现在是冬天,所以大多数花园都很凋敝,显得里面站立的圣母像很孤单。有一户人家为了省却这种季节交替,用红色的地砖把花 园平整了,在中间放了几个小石雕像:一只直立的兔子,一条直立的狗 ......那兔子的耳朵本来直愣愣的立着,现在却不知道被谁敲断了,被主人 用一条胶布粘在头上。我在这些小楼和花园之间走得飞快,一心只想找到 一个咖啡馆,可以坐下来,——仿佛那样才会有尘埃落定的感觉。我走过 夏天我最喜欢的一个咖啡馆,叫 Freeze Peach,可惜,那地方已经被一家 银行替代了。一条街以外的 Starbucks 排着长长的队伍,所有的座位也都 满了。温暖舒适的公寓就在几条街之外,可我宁肯在凛冽的大街上徘徊 ......
这样的时刻,我不可避免地想起了 Hungarian Pastry。
2009 年 2 月 21 日于纽约 Manhatt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