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烟翠柳新归燕，细雨红窗暗落花。”
汪班先生手迹
申展 Shenzhan
“近处 ”是对某段时间某些生活点滴的回顾。
“近处” has an English version THE LOG.
中午跟汪班先生在Sunnyside的餐馆午餐，说起他正在翻译评论的《撷芳集》（汪先生特译为“Forlorn in the Rain”），原来我们都喜爱柳永（还有蒋捷，一次意外地发现）。在《撷芳集》中，汪先生选了柳永的两首词，一为《八声甘州》，这首词早就耳熟能详；另一首是《戚氏》，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还说自己是柳永的“粉丝”——只能厚着颜脸拿出手机来google，跟着汪先生在餐馆里念起这首词来：
戚氏
晚秋天，一霎微雨洒庭轩。槛菊萧疏，井梧零乱，惹残烟。凄然，望江关，飞云黯淡夕阳间。当时宋玉悲感，向此临水与登山。远道迢递，行人凄楚，倦听陇水潺湲。正蝉吟败叶，蛩响衰草，相应喧喧。
孤馆，度日如年。风露渐变，悄悄至更阑。长天净，绛河清浅，皓月婵娟。思绵绵。夜永对景，那堪屈指暗想从前。未名未禄，绮陌红楼，往往经岁迁延。
帝里风光好，当年少日，暮宴朝欢。况有狂朋怪侣，遇当歌对酒竞留连。别来迅景如梭，旧游似梦，烟水程何限。念名利，憔悴长萦绊。追往事、空惨愁颜。漏箭移，稍觉轻寒。渐呜咽，画角数声残。对闲窗畔，停灯向晓，抱影无眠。
汪先生跟我在华美共事，年高望重，不是我辈可以望其项背。先生在华美已经三十余年，给美国人讲中国古典诗词，连大都会博物馆的前任馆长，也对他尊重有加，听了他的课，请他去大都会博物馆做演讲。汪先生博古通今，对古典文化造诣极深，却并不是刻苦学习的结果。先生的父亲曾在民国政府任要职，后任台湾立法委员，家里往来的自然不是普通的白丁——比如浦儒就是其中一位。读到柳永的这首词，对比“孤馆度日”与“当年少日”，先生的感触，可能也只有像白先勇先生这样的发小与世交，才能有些许感同身受了吧。“况有狂朋怪侣”——我念到此处，被先生打断——“狂朋怪侣！看看这样的用词！” 坐在纽约的一个美国餐馆，旁边是隆隆的7号地铁，我们中间相隔了三十几年的岁月，却仍能一起读《戚氏》，不能不说是难得宝贵的时光。
后来话题转到听梅兰芳的戏上去了。梅兰芳在上海演戏，总要给汪家送四张票子。先生的父亲从不出席，母亲却是戏迷，多出票子来也带先生去。先生第一次听梅兰芳的戏，只有7岁，倒是被梅兰芳的扮相吓了一跳——因为坐得近，连脸上的皱纹和青色的胡茬儿都能看见，偏偏又是扮一个十八岁的小旦，结果大失所望，竟然睡着了——好在后来听了进去，对于梅兰芳表演的美，佩服得不得了。
梅兰芳1929年到美国演出，引起轰动。中国文化的思路，跟西方完全不同，但梅兰芳大师的表演，其艺术感染力却可以跨越文化打动人心。我们当然无法想象，中国的文化艺术，如果鸦片战争以后没有受到强势西方文化的全面影响——中国当时在政治和经济上处于那样的劣势——发展到今天会是什么情形。举个例子，我们现在用的还是几千年前创造出来的文字，许多字在甲骨文时代就定型了，虽然经过几千年，很多字的写法经历了一些演变，但其造字的基本原理是一脉相承的。可是，我们现在虽然写的是跟几千年前差不多的文字，用的却是西方的文体，不论是小说，诗歌还是其他的文体，遵循的都是西方的写作规则了。像柳永们创作诗歌，当然对旧有的体例有改变和突破，比如这首《戚氏》，就是柳永自创的，但他们的变革，遵循的完全跟西方不同的中国文化独特的思路——这个思路，很可惜，从鸦片战争至今已经完全中断了，也不知道能不能再重新续起来。
先生在华美讲课，《诗经》、唐诗宋词元曲、昆曲、文人画，都是他的最爱。现当代文学到张爱玲止。思考中国文字与西方文体的关系，觉得这样的选择真是有道理的。
2018年8月30日于纽约Astoria